2003年春天，冠状病毒SARS闯进了人们的生活。中国大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一场抗疫战争在中华大地打响。
十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了哪些上报和预防机制？国家医疗机制，以及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有了哪些进展？“非典”十年之际，人民网采访了钟南山院士、时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感染SARS病毒的医生姜素椿、亲临救治一线的作家毕淑敏、公共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以及“非典”康复者等，试图从各个维度来观察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
【“非典十年”系列之九】
2003年，对于杨志霞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份。那一年，她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了4位至亲。巨大的生活变故一度使她感觉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非典”。十年过去了，杨志霞对当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依旧记忆犹新，而这刻骨铭心的记忆她却很少跟外人聊起，因为一旦开始讲述，记忆的洪流仿佛一下子将她拉回到那场灾难的起点，令她重新经历一次家破人亡。
【杨志霞采访实录】
【杨志霞】：天坛医院的院长就给我弟弟打电话。完了我弟弟跟我说，院长都说了咱们家百分之九十八都是“非典”。因为没见过非典是什么样，就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就不相信这个能死人。当时我早晨起来是打车去我父母那的，我还买了一份北京晨报。晨报上登的，北京就36例“非典”而且都是输入性的。就是外地的没有北京的，没有源发的。而且死亡4例，死亡率很低。我还给我妈念，我就想宽慰宽慰我妈。我妈说，别给我老说这个，天天都是这个。她自己就特别有预感，因为她的病一天比一天厉害。21号我妈就死在协和（医院）了。
【杨志霞】：后来我弟弟在车里哭着跟我说，姐你害怕吗？我说，害怕有什么用啊咱该上哪治就上哪治去呗。然后我们就定的上协和。完了我哥说，咱不能这么走，咱即使去看去，也得吃饱饭再走。那天吃的爆羊肉，弄的菠菜汤，还炒了个什么菜我都给忘了。真是这成了我们家最后的一顿饭。
【杨志霞】：到医院给我父母看了半截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烧，那会11点多钟。17号协和医院的大夫就说，你们家肯定是，你们想好了，住进去就不能出来。当时想最起码住进去还有活着的一线希望啊，这样我跟我父母都住进协和了。到了晚上我就憋的不行了。我说，我也喘不上气来。大夫说，我给你推一氧气罐子去。氧气管子被推进来还没给我用的时候，（有人）就告诉说别给她用了，给她转院。后来我说，你给我转我爸怎么办呀？他说，你别管，我们就按名单转。
【杨志霞】：到最后我看我爸也上我那车了，我一看我爸那衣服全没了。我估计他肯定拉屎了，因为他蹲不下啊。他肯定是在凳子上坐着拉屎弄身上了。秋衣什么的全都没了。我爸就这么一个光氅儿，外面穿了我妈的一个夹克。我爸当时我们送医院的时候穿的风衣，戴的帽子什么全都没有了。
【杨志霞】：后来把我和我父亲转到一块，都转到胸科（医院）了。19号夜里到那（胸科医院）以后，我一看我弟弟和我爱人也转那去了。他们比我先到了有不到一个小时。胸科医院都是俩人一个房间、三个人一个房间。我们家等于是5个人住的胸科。我爱人和我弟弟住在我们对面，他们是俩人一个房间的；我跟我弟妹还有一个病友，我们三个人房间；我父亲住我们前面那个房间。
【杨志霞】：26号，我父亲就死了。那会儿我爱人住进去以后（病情）也特别厉害。没有呼吸机，他跟我弟弟俩人轮着使一台。最后我爱人5月1号死了，我弟弟5月3号就死了。我们家去了胸科（医院）5个才出来2个人3个都死在胸科（医院）了。
【杨志霞】：我是6月3号出院的，我隔离完了以后——当时让隔离十天——我就叫着我们孩子叔叔去收拾那屋子。我回去一看，满地长的都是毛。因为我住的是平房6月份又潮，满地都是毛。我就天天吃饭我都哭，没有一天不哭的。而且我跟任何人我都不说话，我就觉得人已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杨志霞】：人有一个最低谷，现在从低谷慢慢往上爬啊。就从04年住院以后认识了这些当年的非典病人以后，他们就老帮我、老劝我。有了这个群体以后，等于有了一些与同病相怜的人的交流。慢慢的才稍微好一点。但是跟外人也从来不说。
【杨志霞】：最欣慰的事儿是有孙子了，家庭有欢乐了。不像原来死气沉沉的，说实话连个人气都没有。
记者：刘青 周燕婷（实习） 摄像：刘青 编导：赵迪迪 后期：刘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