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载烽火 他们铸就血肉长城

    王直，1916年出生，福建上杭才溪乡人。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7年新四军组建后，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二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六师十六旅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第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政委等职。1941年冬天的塘马血战中，王直受命组织机关一千多人安全转移。

    皮定均，1914年出生，安徽金寨县人。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等职。

    张婉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香港沦陷后，她于1942年加入港九独立大队，担任西贡区民运区委。她的丈夫黄冠芳是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他曾以运输行为掩护，率领短枪队，护送廖承志、胡蝶等众多文化名人经西贡转往深圳游击区，在香港大营救中奇功卓著。茅盾称香港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许彧青，1913年出生在福建仙游。他年轻时曾参加地下党革命活动，后避居东南亚，教书、写作。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新四军二支队，继续以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名义写稿，大力宣传报道中国抗战与新四军，任二支队《火线报》主编、新四军军部《抗敌报》主编等职。

    杨平，1917年出生在江苏扬州，年少时在当地县重点中学上学，后来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学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淞沪会战爆发后，杨平随家人逃亡，来到江苏高邮，加入当地一民间抗日武装，并成为地下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在江苏泰兴县、高邮县抗日根据地政府部门任职。

    彭雪枫（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裴增年，1938年5月加入原河北省束鹿县民众抗日自卫军，同年7月被编入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1939年进入八路军129师385旅直属队成为骑兵战士，亲历百团大战、大生产运动等；从1944年起，在太行军区六分区电话局负责架设电话线工作。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在波兰，犹太人，三岁即随流亡的父母来到了中国。抗战期间，他作为美国合众社的记者奔走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役，参与“保卫中国同盟”，撰写了包括《人民之战》在内的多部关于中国抗战题材的著作。1944年延安之行，让爱泼斯坦终身难忘，后半生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1938年4月，正在徐州前线采访的年轻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此时，日军从南北夹击徐州，国军在徐州附近台儿庄阻击日军，最终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

   黄烽，1916年出生，福建福安人。1937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学学习。抗战爆发后，回家乡教书。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三支队六团政治处技术书记、政治处总支书等职。1939年，黄烽与刘飞、夏光等36名伤病员在江苏常熟阳澄湖与日伪军周旋，坚持斗争。这一段故事被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改编，蜚声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十一师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2001年逝世。

   巢湘玲,1921年12月21日生于香港,1939年在香港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香港地下党组织安排巢湘玲协助上海地下党在香港展开秘密情报工作。她的主要工作是接送来港的党员或陪同他们外出、联络、秘写和转送情报等。

   汉斯·米勒，内科专家，生于德国，1939年7月来中国。他曾担任延安和平医院门诊部主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等职务。1950年，汉斯·米勒加入中国国籍，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于1994年12月4日逝世。

    1939年，抱着为国捐躯，参与抗战的理想和志愿，尚是少年的曹杰只身来到延安。当他到达延安以后，却因为个子小，年岁也太小，也没什么文化基础，所以被安排到边区中学学习，但他据理力争，坚持要上抗大。

    陈超凡，191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华侨家庭，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毕业。1937年，陈超凡回到家乡，1938年在闽西南特委训练班学习，后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7月他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敌工部科员。1939年5月起，陈超凡任新四军6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江抗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一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等职。陈超凡参加过黄桥战役，展开了俘虏处理工作。皖南事变后，他担任一师一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苏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解放后，陈超凡任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等职。

    8月20日（农历七月初七），101岁的抗战老兵马平波在南宁迎来了自己的生日。马平波的亲朋好友和黄埔军校同学后代们共聚一堂为老人祝寿，并缅怀70年前的抗战岁月。 据马平波的长女马经华介绍，父亲是个低调朴实的人，“父亲80岁那年，家里四位子女才知道父亲当年是位抗战英雄。有些故事不说出来，一辈子就那么过去了。” 马平波在解放后曾从教30余年，直到1994年才退休，那时老人已经80岁了。“恰逢云南腾冲的一个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当年的中国远征军，辗转之下联系到马平波，儿女们才知父亲曾是位军人，并用名‘马允荘’曾经参加过抗战。”

   廖俊义，1925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41年考入空军轰炸总队射训班，隶属成都空军一大队，少尉，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腾冲会战，参加轰炸湖南、湖北日军占领时期的机场、兵站、仓库。

   刘浚，1923年出生在安徽省郭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内。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1940年8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洋右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在这一年年底，17岁的刘浚决定参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刘浚所在的部队是新四军第四师，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期间一只重要的武装力量，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少年刘浚，成为了新四军第四师警卫营的一员。

   今年刚满90岁的李会映，住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固东镇顺利村，村子离腾冲县城只有几十里路。1942年，17岁的李会映在腾冲老家选择了当兵，随后被编入中国远征军预备二师4团1营3连。身为机枪连的上等兵，他参加了腾冲游击战和远征军收复腾冲城的战斗。 当兵时年龄小、个子也小，李会映在部队里被安排给机枪“垫脚”，也就是机枪手在战斗时为了使机枪位置更合适，更易于调整，会将机枪脚架在他的双肩上。李会映的任务是用手紧紧拉住机枪腿，固定住机枪，并随时听从机枪手的命令来转动身体调整位置。他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移动机枪架。 回想起70年前的腾冲收复战，李会映说到紧要处时，不顾一把花白胡须，端起拐棍就当枪摆弄。攻城时，日军手榴弹的碎片飞溅到了他的脑门上，弹片嵌入后留下了伤疤，这是这场战斗留给他的一份永久纪念。

   李家钰（1892—1944年5月21日），字其相，四川省蒲江县大兴乡人。李家钰曾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出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抗战爆发后，李家钰率两个师随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日，转战山西、河南抗日前线。1944年，时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李家钰，在豫中会战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队的袭击，于河南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这是八年抗战中继张自忠在第一线督战，死战不退后第二个战死的集团军司令官，战死后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二级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举行国葬。1984年5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2014年9月，李家钰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吕正操（1904.1.4—2009.10.13），字必之，辽宁省海城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上将，我国铁路交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他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新中国第二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

   回忆起昆仑关战役，102岁的抗战老兵王光亚说道：“昆仑关，久攻不下，牺牲很大，我建议我带一班人把这个战壕消灭，使我们步兵能够顺利攻上去。”

   1944年，15岁的陈秉仁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了游击队的一员。回忆战火纷飞的年代，陈秉仁老人记忆清晰，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紧握一把大刀，四个手榴弹，凭着信念和精神，战胜了“鬼子”的机枪大炮。

   微山95岁的抗战老兵孙晋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救护工作，亲历了那场惨案。他回忆道：“路边的杀人坑大概有半亩多地那么大。我走过的时候，那里面已经有几十具尸体了，血窝子还淌血。”

   许有德，从小父母双亡，自己一个人走西口去绥远谋生。曾经在医院里打过杂，后在绥远大昭寺短暂出家。之后便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河边武术馆学习拳法，武术高强。为了对抗敌人的进攻，许有德先后参加过午城掩护战、大宁阻击战、人祖山血战及蒲县收复战四次战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保卫家乡不怕牺牲、与敌人殊死搏斗。

   王启福，96岁，1937年进入国民革命军97军第51师，从事情报工作，在秘书室译电员，学到一些秘密的通信方法、化装术，参与南京保卫战。

   代毅新，原名代秀道，1938年入伍。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几百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代毅新参加了反扫荡斗争，负责掩护部队撤离。

   孔诚，1917年出生，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孔诚参加新四军苏南敌后抗日游击先遣队，在韦岗伏击战中，带领全班战士歼灭日军土井少佐、梅泽大尉等30多人，击毁敌人汽车4辆，缴获机枪两挺、长短枪30多支和大量军用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被誉为“抗日老英雄”。

   1939年，杨升堂只有15岁，在同学的介绍下，年纪轻轻的他参加了革命，他参加的组织叫虞城县抗日动员会，刚开始因为年龄小，杨升堂主要是跟着同志们提着桶写抗日标语，他经历过日军对根据地的残酷扫荡，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与日本侵略者来一场殊死搏斗，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1942年底，贵州师管区在毕节招兵买马去抗日，年仅11岁的陈友礼也跑到招兵处要求当兵。就这样，陈友礼成了当时在毕节招募的200多人中年纪最小的“娃娃兵”。

   在革命圣地遵义大山深处一户人家的门前，矗立着一块石碑，镌刻竖立这块石碑的人，是一位曾为远征军战士的老人——汪再祥。为了纪念自己烽火戎马的一生，为了让更多的子孙后代见证那段峥嵘的岁月，老人将赴缅远征及抗日故事写成碑文，镌刻在石碑里，流传至今。

   1930年，15岁的王道金揣着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来到江西兴国参加红军，这一去就是23年。先后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如果不是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的介绍，我们很难想到烈士陈乔年唯一的女儿就生活在福州。近日在闽江畔一小区里，人民网记者见到了88岁高龄的苗玉，一头银发梳的整整齐齐，慈祥、平和、热情，说起往事，苗玉思维清晰，表述流畅，很多细节栩栩如生。

   1921年出生，上海人。在上海法租界读高中时，受中共地下党引导，向往革命，1942年1月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六师军工部工作。后调到新四军二师军工部，继续从事武器弹药的研制生产，成为中国军工事业开拓者、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的战友。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54年调到福建省卫生厅，直至离休。

   1924年出生，上海人。1940年，年仅16岁、还在上海女中念书的她毅然参加新四军，在二支队宣传队工作。经历过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塘马血战。1949年，随华野十兵团入闽。解放后，在福建文化、旅游等部门工作。

   黄开群，108岁，安徽六安县人。1929年8月参加革命，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苏区1至4次反围剿、长征以及百团大战、挺进大别山等战役战斗。郝书琴，88岁，1945年参加八路军，她与黄老是相濡以沫70年的革命伴侣。由于黄开群老人已经住院6年多，我们遗憾地没有见到他本人，郝书琴跟我们讲述了她与黄开群的抗战故事。

   1942年2月，北海地委在栖霞县成立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是自卫武装的一种，参加的都是15至25岁的青年，他们不脱离生产，具有一定的军政素质。当时年仅15岁的程元奎受到感召，报名参加先锋队，参与抗日，成为了一名民兵。

   2015年春天，六旬陕西作家魏有奇长篇抗战史诗《中国抗日老兵颂》。作者三年自费走访了健在的200多名抗战老兵。在泪水和愤恨的情感交织中，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长篇。

   邓朝贵是四川广元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红军长征，为二级甲等伤残军人，曾两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他是李向阳的原型之一，1945年4月，邓朝贵化装成日本小队长，“智取虎北”这段往事，成为平原游击队的创作蓝本。2010年11月9日，邓朝贵在成都逝世，享年98岁。

   红安新四军老兵耿显金已有91岁高龄，虽然记忆力已逐渐消退，但他仍然记得当年与日军的战斗，1941年，耿显金进入当时的安麻县政府当警卫兵，后于1943年被派遣到新四军第五师三八团二营六连当通讯兵。

   今年50岁的许一兵，有15年抗战文物收藏史，收藏的抗战藏品一万余件，大部分涉及“武汉会战”。为此，他几乎耗尽所有积蓄。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在南京城内3.86平方公里安全区范围内，设了25个难民收容所，25个难民收容所总共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

   马海德（1910年9月-1988年10月）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1933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为了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于1933年来到上海。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并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成果。

   赵敏球，生于1925年1月18日。1942年，为确保抗日战争的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补给线的安全，国民政府将赵敏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开进缅甸。由于盟军配合不力，远征军虽然英勇奋战，缅甸战场仍然失守，赵敏球随部队穿越野人山，历经艰辛万苦，退守至印度，随后编入中国驻印军。

   周保全，正定县高平村人，1925年出生，1944年入党，同年任民兵小队长，并任抗日村长，1945年6月调正定县三区任武委会主任，后任区大队武工队长，1949年调三区任区长，1950年调正定县民政科任科长，1951年，调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52年11月一个新兵团入伍任团政委，1953年调六十五军保卫处工作，1954年调28师任保卫科长，后调六十九军保卫处任副处长，1962年调28师83团任主任团政委，1967年调28师政治部任主任、师副政委。1976年调六十九军后勤部任政委，1979年调六十九军政治部任主任。

   于兴正，生于1918年，193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33军，平型关阻击日军而九死一生，忻口血战37个日夜，令日军寸步难行，三易其帅而无济于事，全连180位英雄仅存20人，与日寇搏杀8年，浑身满是枪伤。

   1920年2月11日，傅莱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是家里的独子。1941年，傅莱毅然放弃在天津的优越工作和生活，辗转前往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徐希民，1923年9月24日出生，山东青岛人。1942年，老人被西南联大录取，在工学院机械系就读。 二年级毕业后，当时国家新组建了伞兵突击队，号召知识青年去为美国教官当翻译，老人于是报名参加了语言训练班（第七期），接受了军事常识、军事用语的培训，受训数月后前往昆明市岗头村的伞兵突击队当翻译，当时在第七队，老人是上尉待遇，突击队总司令为马师恭。

   马扶增，90岁，河北安国人。1941年，他在冀中军区抗日家属学校学习。1942年日军大扫荡后，抗校被迫分散，马扶增留在敌占区坚持抗战，进行地下联络、锄奸等敌后工作。

    李海生今年71岁，是名钢琴教师，在他的钢琴教室里看到，琴架上、桌子上摆放着他多年来收藏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藏品。产生收藏的想法，缘于他的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受伤，为了记住历史，1982年开始，他便有意在全国各地搜集日本侵华期间的物证。

    高桂滋，国民党陆军中将，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长城抗战、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等多次著名会战。毛泽东曾称赞他的抗日经历“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水青山，甘肃临洮人，现年102岁。自幼习武，1937年在甘肃天水应征入伍，参加南京保卫战后整编入71军36师107团，参加攻打开封、曲兴集、富金山的战斗。在富金山战役中，与日军肉搏腹部中刺刀。1942年，从西昌行军至惠通桥，在滇西开展游击战至滇西反攻结束。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杨树人，86岁，9岁参加儿童团，16岁加入共产党，20岁随“西进工作团”挺进大西北，25岁担任会宁县委书记，后到甘肃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工作。

    赵守杰，94岁，陕西铜川人，黄埔军校17期学生，现为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1938年，党组织抽调进步青年到杨虎城的38军，赵守杰弃学前往。之后，赵守杰就一直在晋南中条山战斗前线。

    杨伯琪，1921年9月出生于湖北汉阳蔡甸镇。1938年9月，杨伯琪考入黄埔军校第17期通信兵科（广西兴安通信兵学校），194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79军通信营任排长。抗战期间，他曾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及浙赣、鄂西、常德、长衡、桂柳等会战。

    刘丸，1922年5月出生，江苏省新沂市人。1939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机械施工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其事迹被收入2007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

    张志端，1916年生，河北蔚县人。1931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29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张老属于119师31旅693团。1938年3月随部队参加徐州会战。 1938年6月参加武汉会战。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参加豫南会战。

    赵坚，16岁加入新四军，他拿起画笔致力宣传军民抗日事迹，将新四军战斗经过印成画刊，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生动地保留了历史资料。

    张仁初，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是我军一代杰出战将。抗战时期，他率部驰骋在山东战场，痛击日军，威震敌胆，战功赫赫。

    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现山东枣庄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该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1月25日，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成立，成立时称“鲁南军区铁道大队”。

    夏继勋，山东省内目前唯一健在的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1914年出生，家住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北街66号，于1933年参军抗日。1937年，夏继勋参加了抗战中最惨烈的战斗——淞沪会战。

    陈春森，笔名黎阳。1916年12月23日出生，河北曲阳贾庄人。1938年3月，参加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和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开始时叫《抗敌报》）创刊时期的编辑工作。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度艰险的环境中，在晋察冀坚持“游击办报”十年。

   潘书龙，山东省乳山县人，1945年6月1日参加革命。如今84岁的潘书龙老人，身穿挂满功勋章的军装，腰杆挺直，满面春风、精神抖擞，心中有着浓厚的“红色情结”，一聊起以往的抗日故事，声如洪钟，完全沉浸于当年的抗战回忆中。

    赵明勤，1927年12月出生，山东省曲阜市王庄乡北马村人。中学文化，1944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底，日寇侵华，战火肆虐华夏大地，淞沪会战之后，日军基本控制力长三角地区。不久，江苏泰州沦陷，当时年仅9岁的丛远宽亲眼目睹了日寇奸淫烧杀、残害人民的暴行。家园的荡坠和同胞的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

    张修齐，黄埔军校十五期学员，16岁弃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9岁学成参加抗日，他从浙江一直打到长沙，经历大小数百战。如今的他虽已94岁高龄却依然身体康健，耳聪目明，坐立之间仍有军人之气。

    王天华（1918-2007），山西太谷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天华历任八路军129师班长、副排长，后因夜盲症转入地方工作。解放后，他曾任太原市委组织部部长兼任市直机关党委书记。

    彭显伦(1898—1959)，广东省南雄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彭显伦在八路军一一五师负责后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广州， 90岁的梁振奋是羊城唯一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曾是新一军谍报队侦察兵。

    张远祥，湖北荆州人，现居广州。1937年入伍，进入武汉警备司令部下辖高射炮大队，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高射炮兵第41团，抗战期间参加过武汉会战。

    郑国雄，1912年出生于广州增城，9岁时随父母从广州移居马来西亚。1937年9月，黄埔军校14期招生，郑国雄报名后被录取进入工兵科。由于战事吃紧，军校生提前毕业，被安排到各个战场。郑国雄被编入游击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后被编入54军，在军司令部任工兵排长。在战斗中，郑国雄有两次差点丧命：一次在冲锋时，一颗子弹从肚皮擦过，划出一道很深的伤痕；另一次是潜入敌方前线剪铁丝网时，被日军的探照灯照到，机关枪马上扫了过来，他就地连打了几个滚，子弹擦身而过，他幸运地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