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記憶：上海學協——抗日救亡運動的一面旗幟

編輯/ 戴曉宇 沈肖迪

　　不久前，一封信函寄到本報編輯部，信中描述了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上海市學生協會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往事。隨信寄來的，還有1938年新四軍領導人葉挺、項英致函上海市學生協會的復印件。遒勁的繁體字，模糊的復印件，一下子把我們拉回到那個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
　　寄信人是人民日報社原社長、已進入91歲高齡的錢李仁同志。新中國成立前，他曾擔任地下上海學聯黨組書記。他來信的主題是：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重溫老一代革命家對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評價。
　　循著這封特殊的信函，記者分別採訪了錢李仁和他在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的同班同學薛若梅（原名薛煥珍），聆聽兩位老者的深情回憶，感受70年前一代學子抗日救亡的熱血青春。

　　上海學協：在“孤島”時期的艱苦斗爭中誕生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上海。同年11月12日，國民黨軍隊撤離，上海淪於敵手。日軍一時還沒有派兵進佔上海市內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地區成為在日軍包圍下的“孤島”。
　　上海淪陷后，青年學生不畏強暴、奮起救亡，就像冬日原野上的臘梅，傲雪凌霜，在“孤島”上頑強地開放。
　　當年錢李仁和他的同學們，就在“上海學協”的組織下，奮戰在“孤島”上。
　　說起上海學協，錢李仁追述起那段歷史：1937年10月28日，在中國軍隊完全撤出上海之前的兩個星期，“上海市學生界救亡協會”（后改稱“上海市學生協會”，簡稱“上海學協”）正式成立。這是黨領導下的一個愛國積極分子的組織，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迅速開展抗日、反汪活動。
　　學協的成立，開創了上海學生救亡運動的新局面。學協在推進上海學生抗日救亡、宣傳黨的政治主張、擴大黨的影響、發展黨的隊伍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我從1939年9月起，就讀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簡稱“上中”）。在同班的進步同學吳紹基的影響下，我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學協。”錢李仁回憶說。
　　“學協成立后，在大學和中學積極發展會員，成立學校讀書小組，團結廣大學生開展了許多積極而有意義的活動。”如今已經94歲高齡、當時上中的第一位女黨員薛若梅老人告訴記者，她年歲大了，眼下的事都記不得了，但當時的情形卻歷歷在目。
　　錢李仁回憶說，那時同學們大多渴求取得各方面的課外知識，而“孤島”上書刊禁售十分嚴重，他們班上自發成立了“不藏圖書的圖書館”，大家把自己家裡可供外借的圖書開一個單子，集中編一個目錄供查閱，要借誰的書，就直接找書主。學協成員則分別團結同學成立了許多讀書小組。在這個流動的書屋裡，同學們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如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周刊、以“一二·九”運動中的北平學生為原型的長篇小說《新生代》，還有《西行漫記》等等，並且在讀書小組中交流心得。那是很多同學思想進步的開始。“吳紹基介紹我閱讀當時出版的《青年知識》，讓我明白了青年對理想和前途的追求，隻有在投入挽救危亡、掙脫苦難、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才能實現，而不是追求個人的完美和出人頭地。后來我才知道，他是地下黨員。在他的多方啟發下，我從一個只是關心時局的‘學習者’，向著願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業付出努力甚至犧牲的‘工作者’跨出了第一步。吳紹基后來成為我的入黨介紹人。”

　　勸募寒衣，抗戰激情在學生的一針一線中穿行
　　1938年9月，秋風乍起，上海各界救亡團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為紀念“九一八”七周年開展節約獻金和勸募寒衣活動，勸募的目標是20萬件棉衣。“當時，學生界出於支持抗戰的極大熱忱，勇敢地承擔起征募10萬件棉衣的任務。”薛若梅回憶，“許多學校，包括我們學校的女同學，都聚集在教室裡，三五成群，親手為前線的戰士縫制棉衣。”
　　“有的學校發動學生向路人或者親友募捐。當時許多同學在街頭唱起‘雁南飛，樹葉黃，想起戰士在前方，浴血抗戰西風裡，還隻穿件單衣裳！’許多同胞感動得熱淚盈眶、解囊捐助。”錢李仁說到這裡，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來，仿佛時空又回到了那個路人紛紛募

捐的上海街頭。
　　“還有的學校，學生自制紀念花，義賣籌集款項。”薛若梅回憶，有的同學發動家長捐了上好的紙張，我們把它裁成一條條書簽大小，親筆寫上抗日口號，制作成書簽，到街頭義賣，籌集的款項都用來購買寒衣。
　　不到一個月，學生們就提前完成了10萬件寒衣的任務，“這次勸募寒衣的活動，既支援了抗戰前線，又提高了同學們的愛國主義覺悟。同時，使廣大青年學生對於堅持抗戰的新四軍及其江南抗日義勇軍也有了新的了解，使得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威望大增。”
　　1938年11月，學協的代表赴皖南慰問新四軍，並獻上“變敵人后方為前線”的錦旗。新四軍領導人葉挺、項英復函，感謝上海學生贈旗，並表示“嗣后敝軍更當戮力京滬區域，與諸君一致堅持長期抗戰，勢必爭取最后勝利”。他們的話，進一步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斗志。到1939年4月，參加學協的單位已佔全市中等以上學校的65%。

　　護校運動，反汪罷課將上海抗日救亡推向高潮
　　1940年2月初，上海學協內部傳達，汪精衛將於3月30日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學協要求同學們以這一天為節點，開展聲勢浩大的反汪斗爭、開展反對迫使學校向汪偽政權登記的護校運動。
　　錢李仁回憶，他們學校因為場地緊張，每班每天隻上半天課，同一個教室在上、下午由兩個班輪流佔用，學協就利用歷史、地理、國文、公民等課程，發動同學採取向老師提問引起討論的方法，把與時局有關的問題引進課堂。課間休息時，同學們就大唱《流亡三部曲》《大刀進行曲》《畢業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各班的歌聲彼此呼應，響徹樓宇。
　　在校內外濃厚的反汪氣氛中，學校高中級聯會和初中級聯會聯合發出3月30日起舉行反汪罷課的號召。這一天，全校1000多名同學在蒙蒙細雨中肅立在操場上，會場中心搭建了主席台，場外有學生自己組織的糾察隊放哨，會場四周貼滿了“堅決反對漢奸汪偽政府”“同學們行動起來，開展護校運動”等標語。學生代表的演說慷慨激昂，要求代理校長盧紹稷在會上宣誓做到“三不”，即不向日本投降，不向汪偽政府登記注冊，不開日語課。盧紹稷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也表示抗日、反汪，但對於同學們的高漲熱情，實際上是加以壓制的。當場迫於學生的強大聲勢，他隻得表態接受“三不”。大會還檢舉了兩名有明顯汪派言行的教員，把兩人叫上台來，進行面對面的斗爭。
　　“不多會兒，法租界當局出面干涉，大會被迫解散，法租界巡捕房還逮捕了兩名同學，在場的同學不畏強暴，跟著擠上警車，甘願一起去坐牢。一路上，同學們在警車上大唱抗日歌曲和法國《馬賽曲》，搶不上車的，跟在車后到巡捕房，靜坐在鐵門外，直到晚上。”錢老說，在巡捕房內，警察問誰是發動者，同學們異口同聲，“我們都是的！”同學們還反問，“你們法國反對不反對德國的佔領？”弄得法國警察無言以對。
　　黨組織一方面設法營救，一方面在進步報刊上緊急呼吁，要求校方向巡捕房交涉釋放被捕同學。第二天，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捕同學被釋放。“反汪斗爭使同學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更多同學認識到當時黨所主張的抗戰、團結、進步三者不可分的道理。”錢李仁回憶。
　　反汪斗爭席卷上海各主要學校，約有40所學校的學生同時舉行反漢奸的活動，全市100余所大中學校發表聲明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絕不承認汪偽政權。在此之前，就有87所中學聯名登報聲明“早經市教育局立案”，以此表明拒絕向敵偽政權登記。
　　就是這樣，上海學協不斷開展抗日活動，宣傳黨的政治主張，使許多青年學生走上進步和革命的道路，成為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與后備軍。直到1940年下半年，“孤島”形勢急轉直下，日偽加緊搜捕抗日力量，學協才於1941年春夏停止使用“學協”名義活動，學協小組的非黨成員，凡具備條件的就按組織程序發展入黨，有的介紹去了抗日根據地，有的仍留在上海發揮作用，黨組織領導進步學生轉入更加隱蔽的地下戰場……
　　這段歷史經由兩位老者的講述，就像一顆塵封在歲月深處的明珠，被擦拭出耀眼的光澤。正如錢李仁所說，“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必將激勵正在為中國夢而奮斗的當代青年，邁出更加矯健的步伐。”(人民日報記者 溫紅彥 趙婀娜 人民網記者 沈肖迪 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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