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在匈牙利博物馆展出的千年肉身佛像，在数千里外的中国掀起波澜。这一事件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几乎涵盖了所有文物种类。

    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馆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达到了170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文物都带着战乱的惨痛记忆流失海外。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文物流失于1949年之后。

    霍政欣：过去中国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历史上被列强劫掠的文物，而忽视了我们当代依然有大量的被盗文物需要追索，从现在来看，我们追索历史上被列强劫掠的文物，在国际法上看还存在比较大的障碍，但是，我们当代被盗流失的文物，我们追索起来，我们的法律障碍更少，所以，今后我想我们的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应该更加关注当代被盗文物的追索。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从美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追索近万件非法走私文物。国家一级文物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壁画、王处直墓被盗武士浮雕像，北魏石刻禅观菩萨像等一批珍贵文物重新回归祖国。

    霍政欣：应该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随着文化主权意识的提升，中国现在逐渐重视文物的追索，也更加重视文物的保护。我注意到现在中国国家文物局已经启动完成了可移动以及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记录工作，这实际上是对于文物保护和可能今后的文物追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我也注意到在政府层面上也越来越关注流失国外的文物回家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层面，应该说这些年来都逐渐从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走到越来越主动和积极的状态。

    2002年我国修改了文物保护法，允许私人私藏文物保护品，对于藏宝于民的做法，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海外文物回流。一些以抢救流失文物为目的的民间机构纷纷成立，希望协助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多渠道促使文物回国。为此，国家文物局也联合希腊、埃及等世界流失文物受害国一起，促进并推动建立国际文化财产维权组织，同时呼吁全球华人行动起来，一旦有流失文物的信息，及时和当地大使馆或中国文物部门取得联系，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早日回家。

    霍政欣：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整个从国际环境上来看，逐渐向着有利于文物返还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我们目前处在一个积极发展的方向。不论是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有着越来越多的成功依据法律或者依据道义的方式追索回文物的先例。举个例子来说，比如韩国和法国之间，曾经为法国返还强掠自朝鲜半岛的奎章和古书进行了几十年的交涉和谈判，最终双方找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解决途径。由于依据法国法，这批文物已经构成了法国国有文化遗产，法国政府无权将其转让给外国，这时候双方政府谈判，以一种所谓的租借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奎章文物的归属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依据租借的协议，法国将这批文物租借给韩国，租期为五年，到期自动延期。对法国来说，法国政府向它的立法机关交代，我没有违反法国的国内法，因为这批文物，这批古书的所有权依然是法国，而对于韩国，显然，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让文物回家的目的，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些成功的值得中国借鉴的文物回家的先例。

    高价回购被认为是重新获得流失文物的一个途径。2000年，国家文物局设立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价值极高的珍品。比如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去2999万。但这种政府出钱“高价回购”追索流失文物的方式很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霍政欣：我们的国有机构，尤其是国有文博机构，有的时候会出现在国际的文物拍卖市场，参与拍卖非法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需要进行纠正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会给外界留下我们中国对这些文物现状的合法性予以认可的印象，这可能对我们今后通过法律途径来追索构成一定障碍。第二，我注意到，国外的媒体曾经有报道，有一次在美国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中国文物，最后的两个竞买的买家分别来自中国的两家国有博物馆，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两家博物馆的相互竞争之下，最后这个文物以非常高的价格被其中一家中国博物馆购得。

    国有机构和爱国人士，不计成本地参与中国文物的竞拍，已经导致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非理性地飙涨。

    霍政欣：比如兽首真正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有多少，很多文物专家并不十分认同，可是就是这个兽首的拍卖价格在20年间飙涨了一万倍，这其中我们需要进行的思考，我想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后我们也许要对这种商业回购促使文物回家的方式进行一些改变。至少我们应当不支持国有文博机构参与在国外的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的商业拍卖。

    2014年，中国首次主导制定文物返还国际规则，《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为破解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难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与法律条件。

    霍政欣：为了更便利于我们当代被盗文物的追索，我们有必要加快建立被盗文物数据库，并将这个数据库同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艺术品数据库相联网。为什么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现在的很多被盗文物的持有者之所以拒绝返还，它的一个最主要理由是我是善意持有人，如何证明他是善意的呢？我想我们如果要证明他不是善意，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他没有上教科文组织，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文物及艺术品数据库，因为现在各个国家的主要的博物馆、拍卖机构、文物交易场所都要求，文物买家要买文物，首先要做到尽职调查义务，怎么调查？至少要上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被盗文物数据库，如果你没有去查，那么你就不能证明自己是（善意持有）。所以，我想今后中国如果建立起这样一个被盗文物数据库，并同国际组织的数据库相联网，那么今后我们在追索当代被盗文物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法律障碍会小得多。

    霍政欣：从政府层面，尤其是从公众层面，应当关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

    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使馆，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所到之处，上到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高达360万件。破坏的文物古迹达到741处，而民间流失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的名作《金山胜迹图》，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等珍贵文物，也因为日本的入侵先后失踪，至今成迷。

    霍政欣：日本侵华期间，他对中国文物的破坏和劫掠，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而且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相近，所以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组建了专门的劫掠中国文物的部队，从中国劫掠了大量的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到现在为止，日本几乎还没有将它所劫掠的中国文物返还给中国。但是已经比较系统地向韩国返还了文物。如果我们对比德国，我们会发现，同样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已经系统地向欧洲其他国家返还了二战期间他劫掠的文物和艺术品。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我想我们借此机会，借此契机，也可以将日本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