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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期2015-04-24

别让生命在等待中消逝

本期嘉宾

中日友好医院 刘德若
中日友好医院 刘德若
    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主任、胸外科主任、肺癌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胸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第三届胸腔镜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胸外科分会微创学组组长。

视频介绍

最近,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四川男子捐献器官救助7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与器官捐献相关的新闻。这些无私的人令人敬佩,他们也让“器官捐献”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我国,每年有30万人等待器官捐献,而真正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却只有1万多例,大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去。而另一方面,有人愿意捐献器官却面临着捐献无门的尴尬处境。

我们工作现在的开展刚刚起步,距离世界差距和我们的需求非常之大。

    我们中国在2010年以前,没有捐献体系。比如说我想捐献一个器官,捐献无门。2007年,颁发了《关于器官移植的一个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发的。后来人大常委会有刑法修正案(八),2013年还有卫计委,就是中国人体器官的获取捐献的一个管理的规定,这三个构成了一个法律法规的框架。从2010年以后试点,试点了三年,主要是在南方。三年里有大概1400例器官捐献者。2013年以后,就开始了全面性的在全国推广。2014年这一年里头,我们国家器官捐献了1700例,五千多个病人有了获益。我们捐献,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我们是从无到有,相当于过去以往多少年的一个总和的捐献量。但是,距离我们病人的需求,这是非常之少的。因为我们要有几百万的器官衰竭的病人,至少也得有30万人需要捐献,一年要作出这种手术大帐算起来有一万例的话,就是1:30这样的数据。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有一个捐献者,有三个在等,它是属于1:3。我们捐献还是非常之少。

做一个肺移植怎么需要30万,肺脏器官是没有一分钱的,是其他费用。

    脑死亡的概念,就是我们脑死亡的一些规定,都是极其严格的。另外,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有刑法修正案八,有器官移植条例,有器官获取和管理的一个办法。这些根据也都是要求很严格的。这个器官获取不像说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操作,取的程序,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技术,需要设备、仪器,灌注液,这是需要花钱。这钱谁出呢?不能让捐献者出,只是要供体的,被贡献的人出这笔钱。另外,器官需要保存和运送的。比如这个器官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取的,取完之后要飞机运过来,汽车运过来,产生了很多费用,这中间的保存费,得在一个低温的情况下,特殊设备的箱子里保存,尤其像肺,保存得更复杂。换上就是要做手术,要开刀,会产生很多费用。实际上是发生了这些费用。这个脏器,国家严令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费用,不发生费用。人们就觉得做一个肺移植怎么需要30万,这30万绝不是肺脏的器官钱,肺脏器官是没有一分钱的,是其他费用。

    最近,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四川男子捐献器官救助7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与器官捐献相关的新闻。这些无私的人令人敬佩,他们也让“器官捐献”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刘德若(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案例,捐献的,其中包括有些捐献的案例,一个人可以贡献给七个人、几个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条,我们是能达到人们互相帮助,既然说我不在人世了,如果我把我的器官分享给十个人左右,相当我的某一部分还继续存活着,这是最大的一个意义。第二,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再一个,能增加社会的信任度,这是一个器官捐献了,包括他人对社会、对OPO捐献机构的信任,也是对医院的信任、医生的信任。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这对于器官移植者或许就是一次重生。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真正完成移植,器官来源短缺严重,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

    刘德若:这没有办法,就像你说的他等不到机会。比如肺移植,最近几年,我们开展得非常不好,主要是没有供体,那怎么办呢?就等。我过去见到一个人,我去看他的时候,晚期。看的时候,他在地上站着,在地上能站起来,但是他要吸氧,他夫人表示愿意肺移植,他也表示愿意肺移植,我从另外一个医院看,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打电话,说刘大夫,谢谢你。我说不能太着急了,供体还是要等待了。他说不是那个意思,去世了。这什么概念呢?晚期肺部的病人,绝大多数等不到移植的脏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痛心的。如果我们给他移上以后。因为肺移植成活率是非常高的。五年长期存活率达到60%左右,这样移上之后效果非常的好,就不至于发生这一类的情况。

    2010年中国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正式开启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试点工作,并于2014年成功的在全国全面铺开。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系统的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可用字幕注释:简称OPO),和统一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可用字幕注释:简称COTRS)。截至今年3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经登记注册的器官捐赠志愿者35290名,见证了3188例成功捐献,治愈器官衰竭患者8866名。

    刘德若:我们中国在2010年以前,我们没有捐献体系。比如说我假设遇到什么意外或者什么情况了,我想捐献一个器官,我没有地方捐,捐献无门。2007年,颁发了《关于器官移植的一个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发的。后来人大常委会有刑法修正案(八),2013年还有卫计委,就是中国人体器官的获取捐献的一个管理的规定,这三个构成了一个法律法规的框架。从2010年以后试点,试点了三年,这主要是在南方开始试点。三年里有大概1400例器官捐献者。2013年以后,就开始了全面性的在全国推广。2014年这一年里头,我们国家器官捐献了1700例,五千多个病人有了获益。也就是说,我们捐献,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我们是从无到有,相当于过去以往多少年的一个总和的捐献量。并且这个捐献量,我们在亚洲也是最多的。

    刘德若:但是,距离我们病人的需求,这是非常之少的。因为我们要有几百万的器官衰竭的病人,至少也得有30万人需要捐献,一年要作出这种手术大帐算起来有一万例的话,就是1:30这样的数据。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有一个捐献者,有三个在等,它是属于1:3。我们捐献还是非常之少。

    近5年来,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60倍,年均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进展迅速,但从数据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仍然偏低。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

    刘德若:一个原因,我们说还是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真是有这样一个文化,我身体的每一块皮肤,都是受之于父母的,甚至某一个指甲都不能怎么地,毛发不能割掉,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文化不好的方面。第二个制约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担心,担心我捐了这个以后,我捐给谁了。实际上来说,这个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捐献管理现在是非常科学化。第三,这件事情还没有得到一个普及,并不完全说是传统文化或者完全担心,我们的宣传可能还是不够。第四,捐献网上是可以登记了,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不方便,比如上网怎么登,怎么弄,有很多细节不知道。这些统统都是在制约。

    我国器官捐献率低,不仅有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和服务细节的问题。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说,“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刘德若: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想捐献器官,但最后他没有捐成,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组织管理机构上还存在着有很多的一个工作的不足,还有待于推进。实际上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为什么非常可惜。比如说,我是做肺移植的,但是捐成了,并没有用到肺移植上。为什么没有用到肺移植身上呢?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肺这个脏器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比如获取的时候,应该先取哪个脏器。然后运输,从哪走到哪,怎么回事,运输保存过程,因为有一个术语,叫冷却时间,冷却时间也不能过长,过长时间给人移上,效果也不太好。这个事情,确实我们觉得在组织管理上面、宣传力度方面、认识上面,需要非常大的工作要做,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刘德若:这种担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说是绝对不可能?就像我说的,我们是脑死亡的概念,就是我们脑死亡的一些规定,都是极其严格的。另外,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有刑法修正案八,有器官移植条例,有器官获取和管理的一个办法。这些根据也都是要求很严格的。

    有不少网友质疑,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为什么器官移植的手术费却很贵?

    刘德若:这个器官获取不像说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操作,这里面需要设备、仪器,灌注液,这是需要花钱。这钱谁出呢?不能让捐献者出呀,只是要供体的,被贡献的人出这笔钱。另外,器官需要保存和运送的。比如这个器官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取的,取完之后要飞机运过来,汽车运过来,产生了很多费用。换上就是要做手术,要开刀,会产生很多费用。实际上是发生了这些费用。这个脏器,国家严令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费用,不发生费用。人们就觉得做一个肺移植怎么需要30万,这30万绝不是肺脏的器官钱。

    陕西省近日宣布,将为无偿捐献器官的捐献者在墓园建立墓地,定期举行怀念会,首批将在西安和宝鸡尝试,并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器官无偿捐献中。陕西省的这个举措,为促进中国器官捐献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刘德若: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做,有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就是说地方管理部门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OPO(器官获取组织),也就是人体器官获取这样一个组织建立好,并且能够良好地运行起来,把它的细节搞好,这是很关键的一条。另外,从我们医院和医生角度来说,我们也得积极地要去配合和协同,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说等待这个事,要促进协同。这也是一个最当务之急。在目前情况下,个人就是捐献了。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国家,应该从法律的层面上把它统协起来。我们要从法律角度,这个法规,应该把这些加以整合。加以整合之后,形成一个法律。这四个层面,应该是齐同努力。我想我们国家经过,三五年的努力,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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