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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期2016-02-06

什么会是下一个新媒体金苹果?

本期嘉宾

  • 王永志腾讯网总编辑王永志腾讯网总编辑
  • 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 陈朝华搜狐总编辑陈朝华搜狐总编辑
  •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视频介绍

2015年是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一年,机器人写稿、虚拟视频、无人机拍摄、穿戴终端等新科技开始进入传媒领域,大放异彩。那么,什么将是下一个新媒体金苹果?

新媒体技术是日新月异,我现在比较看好的就是视频。

中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新媒体技术是日新月异,我现在比较看好的就是视频,类似于秒拍这样的东西。你说哪一种技术最看好,这个判断很难下,因为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在不断地相互促进中间,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但是,图像的发展,视频的发展,我认为是未来新媒体发展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技术。随着带宽的越来越宽,传输速度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视频可能会在新媒体应用中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作为专业的媒体机构,机器人写稿不见得有价值。

搜狐总编辑陈朝华:一切如果能够促进和解放我们新闻生产力的技术,我们都应该去重视它。但是对机器人写稿我不是特别看好。一个机器人能写出来的填一些关键数据出来的稿子其实没有价值。在一些突发领域,比如说地震消息,机器人特别快的通过传感器技术马上发送,这是有价值的。作为专业的媒体机构,机器人生产的东西不见得有价值,主要是资讯已经很泛滥了,不需要多一个机器人来生产这些看似很快捷,但实际上没有价值的稿子。

    最近,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四川男子捐献器官救助7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与器官捐献相关的新闻。这些无私的人令人敬佩,他们也让“器官捐献”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刘德若(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案例,捐献的,其中包括有些捐献的案例,一个人可以贡献给七个人、几个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条,我们是能达到人们互相帮助,既然说我不在人世了,如果我把我的器官分享给十个人左右,相当我的某一部分还继续存活着,这是最大的一个意义。第二,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再一个,能增加社会的信任度,这是一个器官捐献了,包括他人对社会、对OPO捐献机构的信任,也是对医院的信任、医生的信任。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这对于器官移植者或许就是一次重生。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真正完成移植,器官来源短缺严重,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

    刘德若:这没有办法,就像你说的他等不到机会。比如肺移植,最近几年,我们开展得非常不好,主要是没有供体,那怎么办呢?就等。我过去见到一个人,我去看他的时候,晚期。看的时候,他在地上站着,在地上能站起来,但是他要吸氧,他夫人表示愿意肺移植,他也表示愿意肺移植,我从另外一个医院看,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打电话,说刘大夫,谢谢你。我说不能太着急了,供体还是要等待了。他说不是那个意思,去世了。这什么概念呢?晚期肺部的病人,绝大多数等不到移植的脏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痛心的。如果我们给他移上以后。因为肺移植成活率是非常高的。五年长期存活率达到60%左右,这样移上之后效果非常的好,就不至于发生这一类的情况。

    2010年中国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正式开启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试点工作,并于2014年成功的在全国全面铺开。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系统的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可用字幕注释:简称OPO),和统一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可用字幕注释:简称COTRS)。截至今年3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经登记注册的器官捐赠志愿者35290名,见证了3188例成功捐献,治愈器官衰竭患者8866名。

    刘德若:我们中国在2010年以前,我们没有捐献体系。比如说我假设遇到什么意外或者什么情况了,我想捐献一个器官,我没有地方捐,捐献无门。2007年,颁发了《关于器官移植的一个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发的。后来人大常委会有刑法修正案(八),2013年还有卫计委,就是中国人体器官的获取捐献的一个管理的规定,这三个构成了一个法律法规的框架。从2010年以后试点,试点了三年,这主要是在南方开始试点。三年里有大概1400例器官捐献者。2013年以后,就开始了全面性的在全国推广。2014年这一年里头,我们国家器官捐献了1700例,五千多个病人有了获益。也就是说,我们捐献,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我们是从无到有,相当于过去以往多少年的一个总和的捐献量。并且这个捐献量,我们在亚洲也是最多的。

    刘德若:但是,距离我们病人的需求,这是非常之少的。因为我们要有几百万的器官衰竭的病人,至少也得有30万人需要捐献,一年要作出这种手术大帐算起来有一万例的话,就是1:30这样的数据。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有一个捐献者,有三个在等,它是属于1:3。我们捐献还是非常之少。

    近5年来,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60倍,年均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进展迅速,但从数据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仍然偏低。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

    刘德若:一个原因,我们说还是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真是有这样一个文化,我身体的每一块皮肤,都是受之于父母的,甚至某一个指甲都不能怎么地,毛发不能割掉,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文化不好的方面。第二个制约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担心,担心我捐了这个以后,我捐给谁了。实际上来说,这个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捐献管理现在是非常科学化。第三,这件事情还没有得到一个普及,并不完全说是传统文化或者完全担心,我们的宣传可能还是不够。第四,捐献网上是可以登记了,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不方便,比如上网怎么登,怎么弄,有很多细节不知道。这些统统都是在制约。

    我国器官捐献率低,不仅有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和服务细节的问题。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说,“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刘德若: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想捐献器官,但最后他没有捐成,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组织管理机构上还存在着有很多的一个工作的不足,还有待于推进。实际上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为什么非常可惜。比如说,我是做肺移植的,但是捐成了,并没有用到肺移植上。为什么没有用到肺移植身上呢?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肺这个脏器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比如获取的时候,应该先取哪个脏器。然后运输,从哪走到哪,怎么回事,运输保存过程,因为有一个术语,叫冷却时间,冷却时间也不能过长,过长时间给人移上,效果也不太好。这个事情,确实我们觉得在组织管理上面、宣传力度方面、认识上面,需要非常大的工作要做,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刘德若:这种担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说是绝对不可能?就像我说的,我们是脑死亡的概念,就是我们脑死亡的一些规定,都是极其严格的。另外,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有刑法修正案八,有器官移植条例,有器官获取和管理的一个办法。这些根据也都是要求很严格的。

    有不少网友质疑,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为什么器官移植的手术费却很贵?

    刘德若:这个器官获取不像说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操作,这里面需要设备、仪器,灌注液,这是需要花钱。这钱谁出呢?不能让捐献者出呀,只是要供体的,被贡献的人出这笔钱。另外,器官需要保存和运送的。比如这个器官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取的,取完之后要飞机运过来,汽车运过来,产生了很多费用。换上就是要做手术,要开刀,会产生很多费用。实际上是发生了这些费用。这个脏器,国家严令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费用,不发生费用。人们就觉得做一个肺移植怎么需要30万,这30万绝不是肺脏的器官钱。

    陕西省近日宣布,将为无偿捐献器官的捐献者在墓园建立墓地,定期举行怀念会,首批将在西安和宝鸡尝试,并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器官无偿捐献中。陕西省的这个举措,为促进中国器官捐献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刘德若: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做,有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就是说地方管理部门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OPO(器官获取组织),也就是人体器官获取这样一个组织建立好,并且能够良好地运行起来,把它的细节搞好,这是很关键的一条。另外,从我们医院和医生角度来说,我们也得积极地要去配合和协同,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说等待这个事,要促进协同。这也是一个最当务之急。在目前情况下,个人就是捐献了。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国家,应该从法律的层面上把它统协起来。我们要从法律角度,这个法规,应该把这些加以整合。加以整合之后,形成一个法律。这四个层面,应该是齐同努力。我想我们国家经过,三五年的努力,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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