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四川男子捐献器官救助7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与器官捐献相关的新闻。这些无私的人令人敬佩，他们也让“器官捐献”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刘德若（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案例，捐献的，其中包括有些捐献的案例，一个人可以贡献给七个人、几个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条，我们是能达到人们互相帮助，既然说我不在人世了，如果我把我的器官分享给十个人左右，相当我的某一部分还继续存活着，这是最大的一个意义。第二，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再一个，能增加社会的信任度，这是一个器官捐献了，包括他人对社会、对OPO捐献机构的信任，也是对医院的信任、医生的信任。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这对于器官移植者或许就是一次重生。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真正完成移植，器官来源短缺严重，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

    刘德若：这没有办法，就像你说的他等不到机会。比如肺移植，最近几年，我们开展得非常不好，主要是没有供体，那怎么办呢？就等。我过去见到一个人，我去看他的时候，晚期。看的时候，他在地上站着，在地上能站起来，但是他要吸氧，他夫人表示愿意肺移植，他也表示愿意肺移植，我从另外一个医院看，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打电话，说刘大夫，谢谢你。我说不能太着急了，供体还是要等待了。他说不是那个意思，去世了。这什么概念呢？晚期肺部的病人，绝大多数等不到移植的脏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痛心的。如果我们给他移上以后。因为肺移植成活率是非常高的。五年长期存活率达到60%左右，这样移上之后效果非常的好，就不至于发生这一类的情况。

    2010年中国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正式开启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试点工作，并于2014年成功的在全国全面铺开。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系统的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可用字幕注释：简称OPO)，和统一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可用字幕注释：简称COTRS)。截至今年3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经登记注册的器官捐赠志愿者35290名，见证了3188例成功捐献，治愈器官衰竭患者8866名。

    刘德若：我们中国在2010年以前，我们没有捐献体系。比如说我假设遇到什么意外或者什么情况了，我想捐献一个器官，我没有地方捐，捐献无门。2007年，颁发了《关于器官移植的一个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发的。后来人大常委会有刑法修正案（八），2013年还有卫计委，就是中国人体器官的获取捐献的一个管理的规定，这三个构成了一个法律法规的框架。从2010年以后试点，试点了三年，这主要是在南方开始试点。三年里有大概1400例器官捐献者。2013年以后，就开始了全面性的在全国推广。2014年这一年里头，我们国家器官捐献了1700例，五千多个病人有了获益。也就是说，我们捐献，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我们是从无到有，相当于过去以往多少年的一个总和的捐献量。并且这个捐献量，我们在亚洲也是最多的。

    刘德若：但是，距离我们病人的需求，这是非常之少的。因为我们要有几百万的器官衰竭的病人，至少也得有30万人需要捐献，一年要作出这种手术大帐算起来有一万例的话，就是1：30这样的数据。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有一个捐献者，有三个在等，它是属于1：3。我们捐献还是非常之少。

    近5年来，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60倍，年均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进展迅速，但从数据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仍然偏低。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

    刘德若：一个原因，我们说还是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真是有这样一个文化，我身体的每一块皮肤，都是受之于父母的，甚至某一个指甲都不能怎么地，毛发不能割掉，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文化不好的方面。第二个制约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担心，担心我捐了这个以后，我捐给谁了。实际上来说，这个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捐献管理现在是非常科学化。第三，这件事情还没有得到一个普及，并不完全说是传统文化或者完全担心，我们的宣传可能还是不够。第四，捐献网上是可以登记了，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不方便，比如上网怎么登，怎么弄，有很多细节不知道。这些统统都是在制约。

    我国器官捐献率低，不仅有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和服务细节的问题。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说，“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刘德若：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想捐献器官，但最后他没有捐成，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组织管理机构上还存在着有很多的一个工作的不足，还有待于推进。实际上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为什么非常可惜。比如说，我是做肺移植的，但是捐成了，并没有用到肺移植上。为什么没有用到肺移植身上呢？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肺这个脏器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比如获取的时候，应该先取哪个脏器。然后运输，从哪走到哪，怎么回事，运输保存过程，因为有一个术语，叫冷却时间，冷却时间也不能过长，过长时间给人移上，效果也不太好。这个事情，确实我们觉得在组织管理上面、宣传力度方面、认识上面，需要非常大的工作要做，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刘德若：这种担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说是绝对不可能？就像我说的，我们是脑死亡的概念，就是我们脑死亡的一些规定，都是极其严格的。另外，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有刑法修正案八，有器官移植条例，有器官获取和管理的一个办法。这些根据也都是要求很严格的。

    有不少网友质疑，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为什么器官移植的手术费却很贵？

    刘德若：这个器官获取不像说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操作，这里面需要设备、仪器，灌注液，这是需要花钱。这钱谁出呢？不能让捐献者出呀，只是要供体的，被贡献的人出这笔钱。另外，器官需要保存和运送的。比如这个器官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取的，取完之后要飞机运过来，汽车运过来，产生了很多费用。换上就是要做手术，要开刀，会产生很多费用。实际上是发生了这些费用。这个脏器，国家严令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费用，不发生费用。人们就觉得做一个肺移植怎么需要30万，这30万绝不是肺脏的器官钱。

    陕西省近日宣布，将为无偿捐献器官的捐献者在墓园建立墓地，定期举行怀念会，首批将在西安和宝鸡尝试，并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器官无偿捐献中。陕西省的这个举措，为促进中国器官捐献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刘德若：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做，有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就是说地方管理部门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OPO（器官获取组织），也就是人体器官获取这样一个组织建立好，并且能够良好地运行起来，把它的细节搞好，这是很关键的一条。另外，从我们医院和医生角度来说，我们也得积极地要去配合和协同，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说等待这个事，要促进协同。这也是一个最当务之急。在目前情况下，个人就是捐献了。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国家，应该从法律的层面上把它统协起来。我们要从法律角度，这个法规，应该把这些加以整合。加以整合之后，形成一个法律。这四个层面，应该是齐同努力。我想我们国家经过，三五年的努力，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个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