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话题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而在网友们吐槽的“奇葩证明”中，证明“你妈是你妈”“你爸是你爸”并不算奇葩。网友［老黑山人］说：为了证明“我是我”，跑了数千里。

    曹林：我们已经不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了。你深层次地想一下，你会觉得很恐怖，很恐惧。比如我现在坐在这里，谁抽风说你证明你是你，让我证明我是我。我怎么证明呢？比如说我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你说这个身份证可能是假的，我得到我单位开个证明，证明我这个身份证是真的。但是单位开的证明也可能是假的啊，那还得要我单位的主管部门再开个证明，证明我这个单位开的证明是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证明了证明去证明。就是这样一种重复的劳动。其实要想证明我是我，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不然的话要身份证干吗呢？就是证明你的身份啊。就好象说证明你妈是你妈。其实这不是玩笑，是必须证明的。虽然客观上你妈是你妈，但是要成为这个法律事实，你得拿出依据。但是好拿啊，户口本不就行了吗？或者说户口户籍不在一起，是可以联网的。比如说抓逃犯，你只要在宾馆一刷，就立刻能拿出你很多的信息，为什么抓逃犯能联网，但是证明我的身份，证明你妈是你妈就不行了呢？

    开证明，让老百姓跑断腿，也让社区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杭州天水街道灯芯巷社区居委会主任 高佳瑾：我这里一个居民，在余杭那边不小心摔伤了，报销医保的时候，被要求开一个证明，证明是自己摔伤的。你说他人在余杭那边摔伤的，作为我，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我们如何给他一个证明呢？

    曹林：这个社会为什么那么多戾气，大家都觉得是受害者。确实，你看，干部、群众都觉得给自己添了麻烦，关键是加大了我们很多生活的成本。别看这些小事，很多时候基层干群关系之所以恶化，以前我们说是鱼水关系，现在是水火关系，水火不容。为什么？大家都有情绪啊。你看这些干部，每天盖那么多章，每天看那么多脸，你让他的脸能好看吗？你让他的门能好进吗？特别是老百姓，他更觉得冤枉。我办个事，就是一件小事，也让我跑那么多趟。今天来，这个人在，那个人不在。明天来，这个证没带，那个证没带。明天是早到了，后天是晚到了，得跑多少趟，很多时候关系就是这么恶化的。就是这一件小事，点滴的小事，长时间积累起了干群之间的矛盾。上面很多时候就把任务往下推，把矛盾往下推，不管下面有没有能力去接待，有没有能力去证明，反正麻烦不在他，但是下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这是最大的影响。

    ４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的报道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再加上没有明确社区印章管理规定，“皮球”最后都踢到了社区。

    曹林：很多部门就是有利大家都去争，没有利的时候互相推责任，我不想承担责任了，你到他那边开个证明，让他去承担责任，但是那个部门也不想承担责任，怎么办？那就推给另外一个部门去盖章。很多时候就是推来推去，我们经常说踢皮球，就是这么踢来踢去的，就是踢责任。最终的表现就是开个证明。（闪白）我觉得最深层次的根源就是我们缺乏了一种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开这个证明，盖这个章是不是有依据，有没有法律依据，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不是这样的。一是当前不是说有没有法律依据，而是领导觉得应该开。他觉得我办事员今天心情不好，回去再去办。就是情绪化的。或者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个案，一个老人冒领了养老金，然后我们有关部门，首先就不是想我们的既有规定是不是有漏洞，我们既有规定是不是没有监管好，他不是反思这个，他反思的是，是不是缺个证明，多加一道章，多加一个证明，他就不管下面这种证明有没有效果，不管下面能不能这样证明，反正麻烦是别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决策，他是上面决策的时候不问下面，不去问下面有没有可行性，你们有没有能力去证明，他完全是拍脑袋决策。不考虑可行性，不考虑可操作性。上面决策了，把矛盾都推给下面了。推到最后，全部推到老百姓那里去了，最终就是办一件小事得盖大大小小的那么多的章。

    对于百姓和社区都不能承受之重的“万能章”，全国人大代表高阿莉建议为社区公章“减负”，让它回归到服务的本位上。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给社区减负的工作，比如：丹东市近日出台了《关于落实权随责走 费随事转 实行社区准入制度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理顺了党政机关与社区的关系，明确了社区的工作职责和协管工作内容。杭州出台规定为社区减负 每个社区只许挂五块牌子。社区“减负”的决心很大，但是，在银行、保险等机构面前，想说“不”，却并不容易。

    曹林：我们最难打交道的就是垄断部门，很多的作风就是垄断惯出来的毛病。我平常跟他打交道，我说这个有什么规定，你让我开这个证明有什么规定呢？有什么法律依据呢？他从来不跟我讲法律，他从来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内部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上级就是这么要求的，你问他哪个上级，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企业就是这么规定的，你没法跟他打交道，但是你还得在他里面办事。其实我们很多水电、银行，最不应该让我们去到其他地方开证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掌握我们信息最多的一些部门。尤其是银行，银行是掌握着我们每个人最多隐私，最多信息的部门。他比你爱人知道的还多，关于你的隐私情况更多。花多少钱，存多少钱，他掌握你的信息最多，所以我们的信用，我们各方面的信息隐私都在那里。应该是其他部门让我们到银行那里开证明，证明我们的信用，而不是说银行什么事都得让我们到社区，到其他部门开证明，你掌握的信息最多，怎么能让我们到其他地方开证明呢？就是垄断企业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光靠一个区做这么一个规定是不行的，他不听话。必须要提高它的层次，必须要顶层设计，必须要从上到下，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得从上面立法，从上面规定，起码国务院立法，起码国务院有相关的规定，说你要立什么证明，你要盖什么章，必须要许可，必须要看这种证明是不是已经足够能证明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的基本职能包括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因此，很多被推给社区盖章的奇葩证明并没有法律依据。

    曹林：本来他没有这个要求，就不应该让他去盖，而不是说，没有规定他不能盖，他就得盖。我们的审批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本来没要求人家盖就不应该要求他去盖，本来不要求这个证明，凭什么创设一种证明呢，凭什么给公民增加一种负担呢？每增加一种负担要拿出法律依据的，但是没有依据，不能说没有依据就成为他可以让他去开证明的理由，不是这样的。

    有专家认为，奇葩证明屡屡出现的原因，是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迟迟不能打破导致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无法共享，就只能靠着各种“证明”解决问题。而这些证明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博弈。所以，打破信息壁垒，难点不在技术，而在利益。

    曹林：多开这个章，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利益，对他来说是一种权力。克强总理说过，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麻烦。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不能技术化，不能信息化，我们的技术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很简单的，像我一开始说的，抓逃犯，这个信息那么好容易就联网了，为什么我们生活中那么多的需要我们跨区盖那么多章呢？关键还是利益。比如很多信息，就在部门之间可以传送的，可以直接发过去就行了，他在那边可以查送，但是他就没有利益了，他就非得让你打印出来，而且得盖个章，这就有了利益了。第二个盖个章，盖个章就得交钱，让我盖章就得交钱，而且你让我盖章我对你就有了一种权力，你不把我伺候好了，你不去给我寻租，给我租金，我就不会给你盖这个章。但是假如信息化了，不需要打印出来了，不需要盖章了，就少了一个很大的权力。很多时候最关键的不是技术，很多时候利益会成为技术的一种障碍。关键是我们的改革还是要向自己开刀，清除了部门之间利益的障碍，可能他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