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新媒體技術蓬勃發展的一年,機器人寫稿、虛擬視頻、無人機拍攝、穿戴終端等新科技開始進入傳媒領域,大放異彩。那麼,什麼將是下一個新媒體金蘋果?
中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唐緒軍:新媒體技術是日新月異,我現在比較看好的就是視頻,類似於秒拍這樣的東西。你說哪一種技術最看好,這個判斷很難下,因為各種各樣的技術都在不斷地相互促進中間,不斷地發展,不斷地完善,但是,圖像的發展,視頻的發展,我認為是未來新媒體發展的一個很值得關注的技術。隨著帶寬的越來越寬,傳輸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各樣的視頻可能會在新媒體應用中間佔據很重要的位置。
搜狐總編輯陳朝華:一切如果能夠促進和解放我們新聞生產力的技術,我們都應該去重視它。但是對機器人寫稿我不是特別看好。一個機器人能寫出來的填一些關鍵數據出來的稿子其實沒有價值。在一些突發領域,比如說地震消息,機器人特別快的通過傳感器技術馬上發送,這是有價值的。作為專業的媒體機構,機器人生產的東西不見得有價值,主要是資訊已經很泛濫了,不需要多一個機器人來生產這些看似很快捷,但實際上沒有價值的稿子。
近日,中國最有名的兩所大學因為一場招生大戰而備受詬病。為招到高分考生,北大、清華的招生老師在各地展開激烈競爭。在廣東,一個考了高分的女生甚至被兩所大學的招生老師逼到牆角。兩所高校更在官方微博裡掀起隔空罵戰。
趙婀娜:這個事情無論對於北大,對於清華,對於考生,對於家長,對於整個社會,乃至整體的中國高校的聲譽,以及目前我們高考招生的這樣一個整體的機制而言,我覺得都是一個幾敗俱傷的影響。對於北大和清華兩所高校的聲譽肯定是面上無光的,這是毋庸置疑的。同時,對於考生和家長來說也是一種傷害,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似乎考生和家長成為戰爭雙方的爭奪的獵物。同時,對於目前現行的高校的整體的招生機制來說,我覺得也是一個傷害。
搶生源的現象其實由來已久,只是從往年的暗戰演變成了今年的“明爭”。在這場“爭奪戰”中,高招制度再次“躺槍”,成為眾矢之的。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唯分數論”下,高校招生很難專業化。南京日報發表評論說:北大與清華互掐留下的一地雞毛,是現行高招制度弊端的投影。
趙婀娜:高招制度應該是越改越理性,越改越科學,越改越公正才是。可是為什麼我們高考招生制度越改越使得高校對於所謂狀元,對於高分考生的爭奪越來越嚴重了呢?到底是學校出了問題,還是我們所謂的高招機制出了問題?這是我們社會公眾自然而然產生的一個疑問。所以,這樣兩個學校的競爭,看起來受傷的是兩所學校,實際上受傷的是整個社會。
6月29日,教育部官方微博賬號“微言教育”發布微博:對於近日媒體報道的個別高校以不當方式吸引高分考生報考的現象,教育部已要求相關高校遵守招生工作紀律,切實維護招生工作秩序。但是,這樣的警告並不能有效的制止十多年來的“搶生源”現象,這是為什麼呢?
趙婀娜:生源對於高校,尤其是目前我們國內高校在爭創世界一流高校的過程當中都是至關重要的。
動畫演示:問:一流的大學有幾個重要的因素?答:一共有三個!第一:一流的生源,第二:一流的師資,第三:一流的教學理念和教學質量。
趙婀娜:我們說,教學理念和教學質量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一流的師資也是說學校在一直循序漸進地提升和增補的過程當中,隻有一流的生源是在入口當中,就能體現出來所謂的高下之分的這樣一個入口當中就能比拼出來的環節。所以,高校對於一流生源的爭奪,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這個不僅國內的高校是這樣,我們看到,世界一流的其他的高校也概莫如此。
高校對高考分數的過份看重,除了搶奪生源的需要之外,還有一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的味道,那就是在媒體的助推下,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追求高分考生。
趙婀娜:我記得有這樣一個案例特別典型,是在2013年的時候,當時有一家媒體做了這樣一則報道,說北京大學在京文科的最低分數線比清華大學低了10分。這則新聞一出,舉世嘩然,我們知道北大是文科見長,清華是以理工見長,如果一年的情況,北大的文科的最低錄取分數線比清華竟然低了10分,我們注意是10分的話,那就証明這背后有很大的問題,北大的文科怎麼了?公眾一定會有這樣的質疑。后來北大招生辦的相關負責人,本來是不想說話,可是礙不住媒體輿論的壓力,不得不站出來解釋,因為當年清華在北京的投放的文科名額隻有8個人,北大是投放了72名,一個是8人,一個是72人,所以,你說它所謂的最低錄取分數線,有任何的參考價值和意義嗎?就完全沒有。但是,因為媒體這樣的報道,所以,就使得兩所高校沒辦法,隻能是對自己所謂在一個省份的最低的錄取分數線非常看重。
迎合輿論,追求高分,說到底,還是一個面子問題。但是對於北大、清華這樣的學府,真的沒有比這種面子更重要的事情了嗎?
趙婀娜:高校把招生分數當成面子了,招生分數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大學的臉面問題。但是我們說這真的只是面子的問題,背后還有很多裡子的問題需要著重去考量。我們還在糾結於每一個錄取分數線的高低,差一分還是差0.5分的時候,已經有更多的國外高校,把更多優秀的考生、優秀的生源吸引到國外。在這樣一個大的生源競爭的背景之下,我們在想國內的高校是不是應該更多的有開放的格局,更大的胸懷,更開闊的視野,把自己所謂招生的小算盤放的格局更大一點,提升你自己的真正的質量,吸引到更多的國際的國內的優秀的師資,更好地把你的課程體系來打造好,給孩子們更多的優秀的教育質量。通過這些所謂真正的內涵的提升,來提升學校的吸引力,使得不僅僅你是和國內的競爭伙伴在競爭,而是在國際上同國外高校和香港高校同台競技的過程中,你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競爭力,這才是我們國內的高校,尤其是頂尖水平的高校,目前所要努力的方向。
兩所高校對高考狀元的爭奪,只是每年一度的對高考狀元們崇拜式追逐的縮影。十年前,教育部曾發布高考宣傳“八不准”通知,明確規定:不得對高考成績進行排名,不得圍繞任何高分考生個人進行宣傳。十年過去了,對高考狀元們的追捧不但沒有降溫,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趙婀娜: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呢?我們來共同分析一下。高分考生、高考狀元另外一個代名詞就是高考分數最高的一個考生,他其中的評價的標准,就是高考的分數最高,說來說去,我們對於高分高考狀元的追捧,其實還是源於對於高考分數的追捧。為什麼我們對高考分數如此的追捧?客觀地講,這麼多年以來,無論是說教育部的高招的政策的變革也罷,還是高校對於高校自主辦學權和招生權的呼吁,其實都是希望能夠打破唯分數論,我們希望能夠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你看到說,我們在與高校的效率、公平,或者科學和公正這兩者之間的博弈的過程之中,公平也是第一要義,尤其是說當對於效率的追逐,尤其是自主招生,各種進行不拘一格進行選拔招生的探索的過程當中,你會發現,滋生了各種各樣的腐敗的土壤之后,我們又回歸到本源,那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盡可能地用好高考的這把尺子和標准,於是對於分數又變得強調得至關重要了。我們對於分數的強化,應該說,較之往年不是淡化了,而是愈發加強了。
分數,不僅可以作為對於考生個人能力的一種評價,同時也是對任課老師、學校教學質量的一種直觀的評價。高分考生們自然而然就成為一種標榜“政績”的符號。
趙婀娜:盡管說,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允許把高考的高分考生和當地的教育部門的政績挂鉤,可是作為我多年跑口的實際採訪的經驗來看,到今天為止,到今年為止,依然有地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直接和高中許諾,你們今年出來一個高分考生,出來一個所謂的高考狀元我就重獎多少多少獎金。所以,如此之多的在考試背后的那些我們說的功利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高考狀元熱高溫不降,甚至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在高考中能夠考出好成績,確實值得驕傲和喝彩。中國的狀元文化開始於隋唐,已歷經1300多年。1977年恢復高考后,產生了“高考狀元”的稱謂。既然對狀元的崇拜已經根深蒂固。那麼,什麼樣的“狀元秀”才能讓全社會受益呢?
趙婀娜:我覺得今年北京高考的最高分考生的狀元,她的案例其實還是一個非常值得借鑒,也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一個案例。我們看到媒體在對她進行報道的時候,特別強調了這個考生身上有幾方面的特質。第一,讓我特別欣喜地看到,強調了這個考生是非實驗班的考生。她顛覆了以往說,高考狀元一定是來源於實驗班的人們的傳統的認知,發現即便我不讓孩子那麼辛苦,我不用削尖了腦袋非得讓他進入實驗班,即便在普通班,孩子承受的壓力不會那麼大,可以讓他在快樂的環境當中去學習的情況下,依然有可能成為所謂的高考的最高分的狀元,那麼,這個對於社會的影響來說,我覺得是良性的。另外,今年在對於這個狀元的宣傳的時候,媒體還把握了其他的幾個特征。比如這個孩子是非常孝順的一個孩子。比如說這個孩子是一個興趣非常廣泛,社會的工作承擔的特別多,平時也很喜歡四處游歷,閱歷也非常豐富,視野也非常開闊這樣的一個孩子。我們發現德智體美勞各方面全面發展的孩子一樣可以成為分數非常高的所謂的高考狀元,這樣的話,對於以后家長對於孩子的培養的方向,老師對於考生的培養方向,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良性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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