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在匈牙利博物館展出的千年肉身佛像，在數千裡外的中國掀起波瀾。這一事件也再次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流失海外文物的關注。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不正當貿易等原因，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幾乎涵蓋了所有文物種類。

    據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全球防止非法販運文化財產報告》，全球47個國家的200多個博物館中館藏有中國文物164萬件，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達到了1700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文物都帶著戰亂的慘痛記憶流失海外。除此之外，還有相當多的文物流失於1949年之后。

    霍政欣：過去中國民眾更加關注的是歷史上被列強劫掠的文物，而忽視了我們當代依然有大量的被盜文物需要追索，從現在來看，我們追索歷史上被列強劫掠的文物，在國際法上看還存在比較大的障礙，但是，我們當代被盜流失的文物，我們追索起來，我們的法律障礙更少，所以，今后我想我們的政府也好，民間也好，應該更加關注當代被盜文物的追索。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已經從美國、丹麥、日本等國，先后追索近萬件非法走私文物。國家一級文物唐敬陵貞順皇后石槨壁畫、王處直墓被盜武士浮雕像，北魏石刻禪觀菩薩像等一批珍貴文物重新回歸祖國。

    霍政欣：應該說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隨著文化主權意識的提升，中國現在逐漸重視文物的追索，也更加重視文物的保護。我注意到現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已經啟動完成了可移動以及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的記錄工作，這實際上是對於文物保護和可能今后的文物追索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同時我也注意到在政府層面上也越來越關注流失國外的文物回家的問題。從國家層面到地方政府層面，應該說這些年來都逐漸從一個相對被動的狀態走到越來越主動和積極的狀態。

    2002年我國修改了文物保護法，允許私人私藏文物保護品，對於藏寶於民的做法，某種程度上促使了海外文物回流。一些以搶救流失文物為目的的民間機構紛紛成立，希望協助政府，動員全社會力量，多渠道促使文物回國。為此，國家文物局也聯合希臘、埃及等世界流失文物受害國一起，促進並推動建立國際文化財產維權組織，同時呼吁全球華人行動起來，一旦有流失文物的信息，及時和當地大使館或中國文物部門取得聯系，讓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早日回家。

    霍政欣：隨著發展中國家力量不斷壯大，整個從國際環境上來看，逐漸向著有利於文物返還的方向發展。當然，這個過程是漫長的。我們目前處在一個積極發展的方向。不論是中國，還是在國外，都有著越來越多的成功依據法律或者依據道義的方式追索回文物的先例。舉個例子來說，比如韓國和法國之間，曾經為法國返還強掠自朝鮮半島的奎章和古書進行了幾十年的交涉和談判，最終雙方找到了一個非常智慧的解決途徑。由於依據法國法，這批文物已經構成了法國國有文化遺產，法國政府無權將其轉讓給外國，這時候雙方政府談判，以一種所謂的租借的方式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奎章文物的歸屬問題，他們是怎麼解決的呢？依據租借的協議，法國將這批文物租借給韓國，租期為五年，到期自動延期。對法國來說，法國政府向它的立法機關交代，我沒有違反法國的國內法，因為這批文物，這批古書的所有權依然是法國，而對於韓國，顯然，它已經順利地實現了讓文物回家的目的，所以，我想這都是一些成功的值得中國借鑒的文物回家的先例。

    高價回購被認為是重新獲得流失文物的一個途徑。2000年，國家文物局設立國家重點文物征集專項經費，每年撥款5000萬元人民幣，用於購買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價值極高的珍品。比如米芾的《研山銘》手卷就花去2999萬。但這種政府出錢“高價回購”追索流失文物的方式很可能帶來更大的問題。

    霍政欣：我們的國有機構，尤其是國有文博機構，有的時候會出現在國際的文物拍賣市場，參與拍賣非法流失到境外的中國文物。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是一個需要進行糾正的問題。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會給外界留下我們中國對這些文物現狀的合法性予以認可的印象，這可能對我們今后通過法律途徑來追索構成一定障礙。第二，我注意到，國外的媒體曾經有報道，有一次在美國的一次拍賣會上，一件中國文物，最后的兩個競買的買家分別來自中國的兩家國有博物館，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兩家博物館的相互競爭之下，最后這個文物以非常高的價格被其中一家中國博物館購得。

    國有機構和愛國人士，不計成本地參與中國文物的競拍，已經導致中國文物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非理性地飆漲。

    霍政欣：比如獸首真正的文物價值、歷史價值有多少，很多文物專家並不十分認同，可是就是這個獸首的拍賣價格在20年間飆漲了一萬倍，這其中我們需要進行的思考，我想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個人認為，今后我們也許要對這種商業回購促使文物回家的方式進行一些改變。至少我們應當不支持國有文博機構參與在國外的非法流失中國文物的商業拍賣。

    2014年，中國首次主導制定文物返還國際規則，《關於保護和返還非法出境的被盜掘文化財產的敦煌宣言》，為破解中國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難題，創造了有利的國際輿論與法律條件。

    霍政欣：為了更便利於我們當代被盜文物的追索，我們有必要加快建立被盜文物數據庫，並將這個數據庫同國際刑警組織的被盜藝術品數據庫相聯網。為什麼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呢？因為現在的很多被盜文物的持有者之所以拒絕返還，它的一個最主要理由是我是善意持有人，如何証明他是善意的呢？我想我們如果要証明他不是善意，一個很重要的証據就是，他沒有上教科文組織，包括我剛才提到的國際刑警組織的被盜文物及藝術品數據庫，因為現在各個國家的主要的博物館、拍賣機構、文物交易場所都要求，文物買家要買文物，首先要做到盡職調查義務，怎麼調查？至少要上國際刑警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被盜文物數據庫，如果你沒有去查，那麼你就不能証明自己是（善意持有）。所以，我想今后中國如果建立起這樣一個被盜文物數據庫，並同國際組織的數據庫相聯網，那麼今后我們在追索當代被盜文物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法律障礙會小得多。

    霍政欣：從政府層面，尤其是從公眾層面，應當關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從中國掠奪的大量文物。

    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羅亞洲國家珍貴文物的東方使館，中國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日軍所到之處，上到國家博物館，圖書館，下至私人藏室，均無一例外，遭到野蠻洗劫與破壞。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政府統計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共1879箱，高達360萬件。破壞的文物古跡達到741處，而民間流失的文物已經無法估計。流失海外的3萬枚甲骨片，有1.3萬枚被掠至日本，中國明代著名畫家唐伯虎的名作《金山勝跡圖》，北京猿人頭骨化石等珍貴文物，也因為日本的入侵先后失蹤，至今成迷。

    霍政欣：日本侵華期間，他對中國文物的破壞和劫掠，幾乎可以說是毀滅性的。而且由於中國和日本的文化相近，所以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曾組建了專門的劫掠中國文物的部隊，從中國劫掠了大量的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物。到現在為止，日本幾乎還沒有將它所劫掠的中國文物返還給中國。但是已經比較系統地向韓國返還了文物。如果我們對比德國，我們會發現，同樣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在戰后已經系統地向歐洲其他國家返還了二戰期間他劫掠的文物和藝術品。今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我想我們借此機會，借此契機，也可以將日本劫掠文物的返還問題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