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因交不起超生罚款，申请不到每月100多块钱的低保，半身瘫痪的湖南武冈市村民邓元姣，被丈夫留置在乡政府，不到三天就意外身亡。

    人民日报社会版编辑 胡雅婷：可以说每一次这种基层的极端个案发生的时候，都会挑动公众的神经。让我们觉得很悲惨、很同情，甚至很愤怒。然后负面情绪就会不断地涌过来，甚至有爆棚的倾向。但是在情绪之后，我们更要考虑的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里我觉得有几个事实是非常亟待澄清，可以说目前还没有被澄清。

    问题一：邓元姣到底符不符合低保的政策？

    人民日报社会版编辑 胡雅婷：在这个问题的认定上两家媒体就打架了，新京报的报道就说邓元姣符合低保的政策，但是我们看到根据新华网的调查，采访中是这么说了，当地说了，月收入得在165块钱以下才能吃低保，邓元姣一家有九口人，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一个一个月能挣三千块，一个一个月能挣2400块，而且家里还有田，有务农的收入，这样一下算下来，你人均就超过了165块钱，你就不能吃低保了。并且，乡政府也知道邓元姣家情况比较困难，做过手术，也为她争取到了疾病补助和困难补助。在这样一个媒体事实打架的情况下我们就非常需要了解到底你符合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如果你不符合低保的政策，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争取低保都是不合适的，低保应该给更需要的人。

    问题二：把低保和超生挂钩起来可不可以？

    人民日报社会版编辑 胡雅婷：民政部发布的关于低保认定和审批的办法当中是这么说的，说你要办低保得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得是当地的户籍人口，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收入，第三个是你的家庭财产，这两个得在办理低保的标准之内就可以办低保。可以说在中央层面上，并没有把低保和别的因素挂钩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低保的认定也好，评定、审批也好，都是各个地方在操作，地方就会制定一些自己的规定。 武冈当地的回应就是这样的，说我们根据的是2007年湖南发布的一项规定，这个规定当中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有超生的现象，超生罚款没交，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你就不能享受到教育和民政等方面的优惠奖励政策。这个时候，武冈当地的政府非常有必要出来回应的就是，我低保到底算不算民政方面的奖励优惠政策，它到底是保基本的一项基本制度，还是说可以作为一种奖励的手段。

   因超生而绝望的还有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5月，他因为交不起超生罚款，导致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而自杀。

   人民日报社会版编辑 胡雅婷：可以说把超生政策和一些别的政策挂钩起来，并不是湖南武冈才这么做。这种情况在基层也比较普遍。这个问题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不是这种挂钩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需要通过论证，是不是现有的规定需要通过改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基层千头万绪，难度很大，如果不把这个超生和别的指标联系起来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对地方考核的时候计划生育是个很重要的指标，考核过不了关，当地政府没法交差。并且如果不把超生和别的一些指标挂钩起来，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当地老百姓觉得反正我就生吧，罚款我交不起，那我就不交，而且不影响我别的政策，会不会我就有恃无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从而进入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问题三：邓元姣的丈夫是否构成了遗弃罪？

    人民日报社会版编辑 胡雅婷：这是在媒体报道当中很多被忽略掉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点很关键。可以说她丈夫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放赖式的、撒泼耍赖式的维权，这种维权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医疗纠纷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征地拆迁的问题当中，这种维权的方式可以说是并不少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就需要思考。可能一方面来说，确实是基层的维权渠道比较不畅，如果邓元姣这个事符合低保政策，她去找了村支书、村委会，找了政府，找了信访办，最终这个事都没有解决，那么她可能迫于无奈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基层的维权渠道，群众反映的渠道，到底畅不畅通，会不会有踢皮球的现象。除了基层维权渠道到底畅不畅通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种一闹就有好处的想法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很有可能是我正常渠道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我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也很有可能是当地政府有时候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要追求一种稳定的局面，把很多事就压下来了，息事宁人，但是疏不知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打压这种放赖式维权的气焰，只能形成一种恶的示范，让大家觉得我小闹就得到小利益，大闹得到大利益，不闹就没有好处，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通过闹来解决。

    目前，因为对事件处理不力、方法简单、后果严重，湖南武冈市晏田乡党委书记已被免职，死者丈夫艾绍金和其亲属因为邓元姣的死获得了“困难帮助金”46000元。

    人民日报社会版编辑 胡雅婷：我觉得政府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你政府被动了，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为什么你政府不能主动出来回应情况。我们媒体需要反思的是，在事实情况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是不是我在报道的立场上，我在信源的选择上有一些偏颇呢？我们公众更要考虑的是，当情绪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理性地思考。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海量的时代，更是信息过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公民更要具备的应该是新闻素养，我们应该要辨别真伪，不能够跟着舆论走，不能够一窝蜂地去骂一个人，去指责政府，这样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需要的是擦亮我们的双眼，辨别真伪，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骂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