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因交不起超生罰款，申請不到每月100多塊錢的低保，半身癱瘓的湖南武岡市村民鄧元姣，被丈夫留置在鄉政府，不到三天就意外身亡。

    人民日報社會版編輯 胡雅婷：可以說每一次這種基層的極端個案發生的時候，都會挑動公眾的神經。讓我們覺得很悲慘、很同情，甚至很憤怒。然后負面情緒就會不斷地涌過來，甚至有爆棚的傾向。但是在情緒之后，我們更要考慮的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裡我覺得有幾個事實是非常亟待澄清，可以說目前還沒有被澄清。

    問題一：鄧元姣到底符不符合低保的政策？

    人民日報社會版編輯 胡雅婷：在這個問題的認定上兩家媒體就打架了，新京報的報道就說鄧元姣符合低保的政策，但是我們看到根據新華網的調查，採訪中是這麼說了，當地說了，月收入得在165塊錢以下才能吃低保，鄧元姣一家有九口人，兩個兒子在外打工，一個一個月能掙三千塊，一個一個月能掙2400塊，而且家裡還有田，有務農的收入，這樣一下算下來，你人均就超過了165塊錢，你就不能吃低保了。並且，鄉政府也知道鄧元姣家情況比較困難，做過手術，也為她爭取到了疾病補助和困難補助。在這樣一個媒體事實打架的情況下我們就非常需要了解到底你符合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如果你不符合低保的政策，無論通過怎樣的方式爭取低保都是不合適的，低保應該給更需要的人。

    問題二：把低保和超生挂鉤起來可不可以？

    人民日報社會版編輯 胡雅婷：民政部發布的關於低保認定和審批的辦法當中是這麼說的，說你要辦低保得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你得是當地的戶籍人口，第二個就是你的家庭收入，第三個是你的家庭財產，這兩個得在辦理低保的標准之內就可以辦低保。可以說在中央層面上，並沒有把低保和別的因素挂鉤起來。但是我們也知道低保的認定也好，評定、審批也好，都是各個地方在操作，地方就會制定一些自己的規定。 武岡當地的回應就是這樣的，說我們根據的是2007年湖南發布的一項規定，這個規定當中是這麼說的，如果你有超生的現象，超生罰款沒交，說白了就是這樣，那你就不能享受到教育和民政等方面的優惠獎勵政策。這個時候，武岡當地的政府非常有必要出來回應的就是，我低保到底算不算民政方面的獎勵優惠政策，它到底是保基本的一項基本制度，還是說可以作為一種獎勵的手段。

   因超生而絕望的還有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5月，他因為交不起超生罰款，導致孩子不能正常上學而自殺。

   人民日報社會版編輯 胡雅婷：可以說把超生政策和一些別的政策挂鉤起來，並不是湖南武岡才這麼做。這種情況在基層也比較普遍。這個問題要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不是這種挂鉤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需要通過論証，是不是現有的規定需要通過改善。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計劃生育工作在基層千頭萬緒，難度很大，如果不把這個超生和別的指標聯系起來會不會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對地方考核的時候計劃生育是個很重要的指標，考核過不了關，當地政府沒法交差。並且如果不把超生和別的一些指標挂鉤起來，會不會有這樣一種現象，當地老百姓覺得反正我就生吧，罰款我交不起，那我就不交，而且不影響我別的政策，會不會我就有恃無恐了，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從而進入了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

    問題三：鄧元姣的丈夫是否構成了遺棄罪？

    人民日報社會版編輯 胡雅婷：這是在媒體報道當中很多被忽略掉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這個事實點很關鍵。可以說她丈夫的這種做法是一種放賴式的、撒潑耍賴式的維權，這種維權其實並不少見，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在醫療糾紛當中，或者是在一些征地拆遷的問題當中，這種維權的方式可以說是並不少見。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方式呢？我們就需要思考。可能一方面來說，確實是基層的維權渠道比較不暢，如果鄧元姣這個事符合低保政策，她去找了村支書、村委會，找了政府，找了信訪辦，最終這個事都沒有解決，那麼她可能迫於無奈隻能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我們需要反思的就是基層的維權渠道，群眾反映的渠道，到底暢不暢通，會不會有踢皮球的現象。除了基層維權渠道到底暢不暢通這個問題之外，我們還要考慮的是，這種一鬧就有好處的想法到底是為什麼而存在的，很有可能是我正常渠道問題得不到解決，所以我就採取了這種方式，也很有可能是當地政府有時候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要追求一種穩定的局面，把很多事就壓下來了，息事寧人，但是疏不知這樣的情況下不能打壓這種放賴式維權的氣焰，隻能形成一種惡的示范，讓大家覺得我小鬧就得到小利益，大鬧得到大利益，不鬧就沒有好處，所有的問題最后都會通過鬧來解決。

    目前，因為對事件處理不力、方法簡單、后果嚴重，湖南武岡市晏田鄉黨委書記已被免職，死者丈夫艾紹金和其親屬因為鄧元姣的死獲得了“困難幫助金”46000元。

    人民日報社會版編輯 胡雅婷：我覺得政府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你政府被動了，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而且為什麼你政府不能主動出來回應情況。我們媒體需要反思的是，在事實情況存在疑問的情況下，怎麼會有這樣的疑問呢？是不是我在報道的立場上，我在信源的選擇上有一些偏頗呢？我們公眾更要考慮的是，當情緒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理性地思考。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信息海量的時代，更是信息過載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每個公民更要具備的應該是新聞素養，我們應該要辨別真偽，不能夠跟著輿論走，不能夠一窩蜂地去罵一個人，去指責政府，這樣對於問題的解決並沒有什麼好處。我們需要的是擦亮我們的雙眼，辨別真偽，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一罵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