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这是大和小的问题。因为当河南发生旱灾的时候,作为蒋介石,委员长是要把河南放弃,他一定觉得河南这个事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国家的事是特别大的事,他觉得整个国际局势,包括战后,整个国际局势对于亚洲、对于欧洲怎么分配,重新分配这种利益和战略格局,他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河南地方性的旱灾,他觉得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另外,比如像你说的军队往前面开拔和日本打仗,那是国民党军官说的,对河南省政府主席说的,后来河南省政府主席说,河南发生这么大的灾,希望你能够让我缓交一点军粮,他说,军队也正在往前面开拔,我也不知道一个月之后能带回来多少,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军人都饿死了就会亡国,都是大和小之间的概念,他们认为大的事和小的事是这么一个比例,但是,作为如草芥一样的灾民,河南人,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所有的,他们的政府认为特别大的事,政府不管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就是像一个老东家和小女孩,他们依靠的是人性的一点微弱的光芒,而不是像他们的世界格局,包括大和小的这种概念,恰恰是认为他们最小的,最微不足道的灾民,最后决定着委员长的出路,就是他去了台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我觉得,不管是文学作品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真正支撑它力量的,谈到力量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背后的这种思想认识和哲学思考。
还有就是态度,整个《一九四二》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光是小刚也好,或者是我也好,整个创作集体,最大的收获,一个作品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没态度。你最大的态度就是作品里人物的态度,就是老东家的态度,就是瞎路的态度,就是花芝的态度,是刘宝和铃铛的态度,是年长的态度,是白修德的态度,就是神父托马斯梅干的态度,也是国民党军官的态度,这种态度的集合产生的矛盾就是它的结构,看过这个片子的都说这不是冯小刚的电影,我那天讲到,我说这是对你最高的评价,在电影里面已经没导演了,还不是最高的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