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谈《一九四二》：被遗弃的百姓散发人性光芒 照亮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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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一九四二》是一个调查体的小说，而且我和《一九四二》的相遇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它并不在我写作的规划里面，我总是觉得，一个作者有自己的命运，一个作品也有自己的命运，这个作者和作品的相遇一定具有极大的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那是因为1990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钱钢，他写过《唐山大地震》，他想编一个中国的灾难史，但是没有从春秋战国编起，是从20世纪编起，1942年就发生过饿死300万人这个事，当时我对300万人没有概念，因为一个人的死是生命的去世，300万人是一个数字，一对数字不会有太多的概念，进行了一个比较，就是说，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波兰有一个集中营，就是纳粹迫害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万多一点，等于1942年有三个集中营，这个是有震撼的。当然，当我回去再调查的时候，我发现比这个更震撼的是当时的亲历者，包括他们的后代，就把这个事情忘了，遗忘了，有时候比记起对你的冲击力还大。

    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事情不重要，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事情是重要，但是发生的太频繁了，家常便饭，问你一个月之前中午你吃的是什么，你能回答上来吗？回答不上来，家常便饭，但是你一个月之前吃的是老虎肉，你肯定记得，当这种灾难像家常便饭一样，确实他就遗忘了，我觉得这个事比300万人还要重要。再接着往下探究，像1942年并不是因为旱灾，而是因为战争，因为政治，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贫弱的国家，从18世纪初开始就是一个特别贫弱的国家，到1942年，积贫积弱已经达到了顶点，因为中日战争发生在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利用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接着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占领整个华北和华南，中国凡是有工业的地方，凡是富庶的地方，日本军力基本上全部占领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日本宣战，什么时候对日本宣战的呢？是1941年11月9号，那是因为11月7号发生了珍珠港事件，8号美国宣战了。就是说，一群流氓闯到了我们家里，整天在烧杀掠抢，我们不敢说，我跟你打一架，就是来一巴掌躲一躲，可见积贫积弱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时候，一个地方出现旱灾，它确实不是个重要的事。他每天看的是美国人的脸色，英国人的脸色和俄国人的脸色，如果不靠他们的援助，我们打不了这场战争。所以，最大的智慧就是准备把河南抛给日本，就是你们占领军占领灾区，在政治争功之中，河南人给死掉了。如果到这个时候能写出一个很好的作品，比这更重要的是面对死亡，我们河南人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就是难民自己，自己面对自己的什么样的态度，你想成欧洲的民族，包括美国，谁让我死的，我们为什么要死，我们留下的最后一次幽默。

    这是小刚一直想拍《一九四二》的关键的因素。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一九四二》，我首先是不同意的，我不同意是说这是个调查体小说，没有电影元素，拍电影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要有几个主要人物，要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这些都没有看过这个小说就知道，它就是一个调查体的材料，材料的总结，没有人物，没有故事，为什么要拍？这个事情就放了，一放六七年，他又要拍，每一次都要拍，他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说这个导演为什么非要拍这个东西，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之外的东西，看到了比电影更重要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大家看了电影以后就会特别特别明白，那是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的角落，都有被遗忘的角落，恰恰是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隐藏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恰恰是最黑暗的角落里会散发出这种人性的微弱的光芒，是这个微弱的光芒，而不是别的照亮着我们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