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⑤：死亡証書發現地——蓮花岩崖居（馮 粒攝）。

圖②：抗戰英烈宋喜成的死亡証書（馮 粒攝）。 

圖③：抗戰英烈王金華的死亡証書（人民日報記者 倪光輝攝）。 

圖④：採訪小分隊到宋喜成的親人家中採訪（段曉夢攝 制圖：張芳曼）。 

一沓沉甸甸的影印件——83張抗日英烈死亡証書，不久前寄到本報編輯部的案頭。死亡証書是在山西省左權縣蓮花岩的崖壁上發現的，影印件盡管模糊不清，但能辨認出，開具這批死亡証書的，是八路軍一二九師衛生部。

83個生命全部定格在1939年，那正是日軍大舉進攻中國、日寇鐵蹄蹂躪我四萬萬同胞的血雨腥風的日子。

時光荏苒，倏忽76年。83張抗日英烈死亡証書是怎麼被發現的？英烈的親人找到了嗎？死亡証書的背后，是一段怎樣不為人知的抗戰故事？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採訪小分隊踏上追尋之路。

（一）

人間四月天，這83張死亡証書把我們帶到那浴血奮戰的抗日歲月。採訪小分隊帶著對83位英烈的緬懷之情，在當地宣傳部門的幫助下，進入左權縣。

左權縣原名遼縣，地處太行山主脈西側，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1942年5月在這裡壯烈犧牲，遼縣因此更名為左權。當地人告訴我們，抗戰時期全縣7萬多人有3萬多人參戰，1萬多人犧牲。可以想象，巍巍太行山下，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場景何其壯烈！

4月25日，在左權縣企業家高乃文的辦公室裡，我們見到83張抗日英烈死亡証書的原件。

那是一沓泛黃的紙張，上邊緣處有清晰的圓孔，當時應是用線縫在一起。經過76年的歲月侵蝕，線已無蹤影，紙張已殘缺，但上面藍黑色的字跡清晰可辨。

死亡証書記錄了83位抗日英烈的姓名、職別、年齡、籍貫，以及診斷、治療經過和死亡原因、主治醫師等基本信息。83人中，年齡最大的50歲、最小的僅15歲。如果他們健在，最小的今年也91歲了。

翻看一張張死亡証書，仿佛看到抗日烽火在太行山上燃燒的場景。

高起考，三八五旅七六九團二營九連戰士，28歲，死因是雙腿炸傷、敗血症。

崔利霞，總修械二所修械組組長，36歲，死因是右下腿炸傷、左手炸傷。

還有徐金榮，特務營探查連戰士，17歲﹔楊上有，一營二連班長，23歲﹔崔珠朝，三營九連戰士，23歲……

能証明這些鮮活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的，隻剩下這一張張發黃的“死亡証書”。

記者發現，這83份死亡証書，死因除了槍炮傷，大多是急性腸炎、痢疾、傷寒、感冒等疾病。

張德朝的死亡証書上這樣記載：“診斷：流行性感冒。1939年8月15日於南郊村入院，8月16日早三點鐘犧牲。此人來時就不會說話，來的時間不夠二十四小時就犧牲了，所以連隊職別都不知，也未經治療。”

那是個嚴重缺醫少藥、缺吃少穿的時期。八路軍戰士大多營養不良、身體虛弱，加上超負荷的行軍打仗，得個感冒、腸炎，就可能被奪去生命。

當翻到宋喜成的死亡証書時，大家眼前一亮，因為這是在左權縣境內唯一找到了親人的英烈。

“職別：衛生部青年隊學員﹔姓名：宋喜成﹔年齡：16歲﹔籍貫：（晉）遼縣東鄉上庄村人﹔何時何地入院：1939.8.3在武鄉南郊村入院……死亡日期：1939.8.12下午二點鐘犧牲。”這份死亡証書，是由八路軍一二九師衛生部第五所開具的。

聽說宋喜成的親人就在幾十裡以外的上庄村，我們驅車趕往那裡。

74歲的宋丙辰老人是宋喜成的侄子，宋喜成是他的三叔。他向記者講述，“奶奶活著時，常跟我念叨，你三叔要是在就好了，他的力氣大，不像你，一次隻能挑半桶水。” 宋家祖籍河北邢台，宋喜成的父親逃荒至左權縣，以行醫為生。1939年，八路軍在左權縣得到發展，3個兒子宋玉翠、宋玉川、宋喜成都參了軍。玉翠、玉川后來均有下落，唯獨小兒子喜成生死不明。

當志願者在兩年前拿著宋喜成的死亡証書找到宋丙辰時，他老淚縱橫地說，爺爺奶奶如地下有知，也該放心啦。

上庄村的李主任告訴記者，這份“死亡証明”雖然來得遲了，但宋家總還算幸運的。在這個村裡，至少還有5戶人家，前輩當了八路軍后至今都沒有下落。

（二）

左權縣小蔭溝峽谷，山岩層層疊疊，典型的太行山紅砂岩層地貌。沿溝內石徑而入，約1公裡，就是蓮花岩了。岩壁上排列古石屋三處，上頂十丈崖，下臨百米坡。沿著陡峭的石階，我們攀援而上，終於來到了發現死亡証書的那間崖居。

桃花開了，杏花落了，滿山遍野點點紅霞。站在上崖居俯瞰峽谷，蓮花岩景區游人往來穿梭，一派安樂祥和，更讓人感受到和平的珍貴。

左權縣小蔭溝村原村黨支部書記秦蓮昌向我們介紹說，2009年，左權縣桐峪鎮蓮花岩准備開發旅游，在打掃山上多年無人居住的崖居時，清潔工王福勤和李玉生發現了這沓發黃的死亡証書。后經輾轉，交到蓮花岩景區老板高乃文手上。

“5年前，我們就是在這裡發現了那沓証書。”年近70歲的王福勤大娘站在炕上，手指著屋頂上一道漆黑的岩縫對記者說。如今，崖居已收拾齊整，看守崖居成為她的專門工作。

68歲的秦蓮昌，是在蓮花岩邊長大的。村裡人口本來就不多，當年和秦蓮昌一家住過崖居的老人也都相繼離世。在他的記憶裡，小時候常聽大人們說起八路軍打仗的故事。

1939年7月，日軍第三次侵佔左權縣城，從此開始對縣城及公路沿線村庄數年的盤踞，直至1945年。1939年7月，一二九師司令部等移駐左權縣東南的桐峪鎮。在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的指揮下，一二九師多次打退日軍的進攻，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死亡証書顯示，83位英烈的入院和死亡時間大多在1939年7月到12月。從時間和地點來看，他們很可能就是在這些戰役中受傷並犧牲的。

1939年前后，那是怎樣的抗戰歲月呢？1938年，中共中央北方局進入太行山，領導華北抗日根據地進行艱苦卓絕的戰斗，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司令部等在左權縣駐扎。1940年，八路軍在這裡領導了抗日反攻的“百團大戰”。八路軍總部在左權麻田鎮總共駐扎1457天，連同在鄰近的武軍寺駐扎236天，共計1693天。抗戰8年，八路軍總部在麻田駐扎5年之久。

而這期間，一二九師衛生部及其醫院就設在附近的桐峪鎮一帶。由於日軍掃蕩頻繁，又地處太行山區，衛生部各醫院多依靠民居作醫院。為了防止日軍突襲，各醫院都分散成幾個醫療所。遇到敵人掃蕩，各所駐地便不時轉移。可以推測，有些醫療所就建在隻通羊腸小道的崖居上。

（三）

從北京出發前，本報編輯記者親手折疊了83隻千紙鶴，並簽上自己的名字。在發現死亡証書的崖居縫隙處，我們獻上用83隻千紙鶴串成的花環，深深一鞠，告慰83位英烈，寄托我們的哀思……

究竟是誰將83張死亡証書放置在崖居石縫中？也許是醫院轉移時情況緊急沒來得及帶走，也許是保管這沓死亡証書的人遇難前轉交給老鄉的，也許……歷史沒有也許，死亡証書為什麼被放置在崖居石縫中，也許將成為永久之謎。

遲來了76年，83位英烈的親人還能一一找到嗎？“這些英烈雖然有名字，卻是‘無名’英雄，因為年代太久了，很難找到他們的后人。”志願者告訴記者。況且，許多英烈犧牲時才十幾歲，還沒有娶妻生子，哪有后人。

從83張死亡証書看，他們來自晉、冀、魯、豫、川、陝、甘等7個省份，其中山西籍29人。由於行政區劃數次變更，死亡証書上的許多村子如今也很難尋找。目前，29名山西籍英烈，找到親屬的僅宋喜成、王金華兩位。

能找到王金華的親屬，也頗為偶然。太原雙合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光晉，得知發現了抗日英烈死亡証書，立即組織“尋找山西籍英雄家人”志願者小分隊。死亡証書上記載，王金華是山西昔陽縣上郭庄人。小分隊便來到昔陽縣，幾經周折，在縣民政局的幾百份革命烈士檔案中，發現了上郭庄村王金華的名字，終於找到了王金華侄女的兒子張海英。

宋丙辰、張海英是幸運的，畢竟他們在多年后知道了親人的下落。採訪中，我們了解到，還有很多抗日英烈的后人們，仍不知失去多年的親人魂歸何處。

採訪中，不斷有消息傳來：北京的王炳堯等書法家，為83位英雄書寫了碑文﹔山西清徐縣農民孫鐵丑，將在自己開發的生態林中為英雄修建墓園……

我們切盼，76年雲外漂泊的英魂，早日入土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