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伯鲁】:乔布斯后来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纽约的一个最贵的大学,叫做里德大学求学,学费非常贵,大概他读了六个月,养父母就觉得他们的经济拮据,难以支持他继续学下去。这个时候,乔布斯就做了一个认为他一生当中最艰难,也是最正确、最明智的一个抉择,就是从大学里面退学,自主创业。
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中间,事实上是对这些人另眼相看的。无独有偶,我看了美国的三位在美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就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也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没有拿到毕业证,好象是在大三的时候就退学了。他后来创立了微软公司。还有一个比较早一点的人物就是爱迪生,爱迪生据说只上过三个月的学,由于他思想和学校格格不入,所以,被学校劝其退学,据说他在这三个月学习期间,老师讲到了1+1等于2,他说1+1等于1,他拿出两个泡泡糖来,把他们粘在一起,说1+1等于1,所以使得老师就很难接受这样的学生,所以他的母亲也愿意让孩子退学。
这是在我们今天这种教育体制和社会评价体系里面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今天事实上我们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为了培养创新人才,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创新文化。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事实上是有一种扼杀创新人才、扼杀创新观念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乔布斯,这和钱学森提出来的我们的教育体制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对我们传统的教育体制的一个挑战,是需要我们全社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乔布斯、比尔?盖茨和爱迪生这样优秀的人物,在我们今天的这种高校里面,这样的人是很难接受的,是我们另眼相看的。他们不是三好学生,不仅得不到优质的资源的支持,而且是会被我们学校里面排斥掉的。
同样在我们这种社会评价体系里面,这些人在我们中国的这种体制下事实上是很难生存的。他们既不是985学校毕业的,也不是211学校毕业的,没有大学文凭,他们在企业找不到工作,在政府的公务员的招考中间是连报考的资格都不具备的。所以,他们只能被同等学历人员看待,所以社会是另眼看他们的。这样的人事实上进不到非常优秀的企业里面去,不能够成为白领,不能从事他们希望所从事的那些工作,只能成为蓝领,在社会上才能够生存。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文化。我想,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它自身的规律,是有它自身的节奏的。今天我们的这种社会的考评的体制,像我们这种高考的制度,事实上是违背了这种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的中小学都是围绕着高考这个指挥棒在转。我们知道素质教育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是素质教育不能够直接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所以素质教育就只能靠边站了。
今天的大学教育,事实上已经沦为一种就业的教育,凡是不能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不能够提高他们在职场上的求职的技能,所有的那些,比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这些也都在大学教育里面都得靠边站。同时,我们在这种科研体制里面的这种考核的体制,是按年进行的,一年发表多少文章,今年有什么样的专利,有多少样的课题,这样也是违背科技发展的规律的。事实上创新人才有一些是这种青少年时期就脱颖而出的,有一些是大器晚成的,有一些项目是一些一年可以做完的,有一些项目可能要十年才能做完的。有一些项目是能够取得成功的,有一些项目可能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所以,我们的这种文化、我们的这种考评的体制,是与科技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在文化和体制上面做一些创新,使得我们要有一个宽容、鼓励多元的一种文化,来适应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