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如何証明“你媽是你媽”的話題引起了眾多網友的共鳴。而在網友們吐槽的“奇葩証明”中，証明“你媽是你媽”“你爸是你爸”並不算奇葩。網友﹝老黑山人﹞說：為了証明“我是我”，跑了數千裡。

    曹林：我們已經不僅僅把它當成一個笑話了。你深層次地想一下，你會覺得很恐怖，很恐懼。比如我現在坐在這裡，誰抽風說你証明你是你，讓我証明我是我。我怎麼証明呢？比如說我把我的身份証拿出來，你說這個身份証可能是假的，我得到我單位開個証明，証明我這個身份証是真的。但是單位開的証明也可能是假的啊，那還得要我單位的主管部門再開個証明，証明我這個單位開的証明是真的。很多時候就是這樣，証明了証明去証明。就是這樣一種重復的勞動。其實要想証明我是我，一張身份証就可以了。不然的話要身份証干嗎呢？就是証明你的身份啊。就好象說証明你媽是你媽。其實這不是玩笑，是必須証明的。雖然客觀上你媽是你媽，但是要成為這個法律事實，你得拿出依據。但是好拿啊，戶口本不就行了嗎？或者說戶口戶籍不在一起，是可以聯網的。比如說抓逃犯，你隻要在賓館一刷，就立刻能拿出你很多的信息，為什麼抓逃犯能聯網，但是証明我的身份，証明你媽是你媽就不行了呢？

    開証明，讓老百姓跑斷腿，也讓社區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

    杭州天水街道燈芯巷社區居委會主任 高佳瑾：我這裡一個居民，在余杭那邊不小心摔傷了，報銷醫保的時候，被要求開一個証明，証明是自己摔傷的。你說他人在余杭那邊摔傷的，作為我，他戶口所在地的社區，我們如何給他一個証明呢？

    曹林：這個社會為什麼那麼多戾氣，大家都覺得是受害者。確實，你看，干部、群眾都覺得給自己添了麻煩，關鍵是加大了我們很多生活的成本。別看這些小事，很多時候基層干群關系之所以惡化，以前我們說是魚水關系，現在是水火關系，水火不容。為什麼？大家都有情緒啊。你看這些干部，每天蓋那麼多章，每天看那麼多臉，你讓他的臉能好看嗎？你讓他的門能好進嗎？特別是老百姓，他更覺得冤枉。我辦個事，就是一件小事，也讓我跑那麼多趟。今天來，這個人在，那個人不在。明天來，這個証沒帶，那個証沒帶。明天是早到了，后天是晚到了，得跑多少趟，很多時候關系就是這麼惡化的。就是這一件小事，點滴的小事，長時間積累起了干群之間的矛盾。上面很多時候就把任務往下推，把矛盾往下推，不管下面有沒有能力去接待，有沒有能力去証明，反正麻煩不在他，但是下面已經積累了很多矛盾。這是最大的影響。

    ４月８日，人民日報在《關注改革“最后一公裡”•聚焦社區治理》的報道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証明過多過濫，除了審批事項太多外，還因為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但同級職能部門之間卻互相推諉。再加上沒有明確社區印章管理規定，“皮球”最后都踢到了社區。

    曹林：很多部門就是有利大家都去爭，沒有利的時候互相推責任，我不想承擔責任了，你到他那邊開個証明，讓他去承擔責任，但是那個部門也不想承擔責任，怎麼辦？那就推給另外一個部門去蓋章。很多時候就是推來推去，我們經常說踢皮球，就是這麼踢來踢去的，就是踢責任。最終的表現就是開個証明。（閃白）我覺得最深層次的根源就是我們缺乏了一種依法治國的理念。就是很多時候我們不是說開這個証明，蓋這個章是不是有依據，有沒有法律依據，很多時候我們的思維不是這樣的。一是當前不是說有沒有法律依據，而是領導覺得應該開。他覺得我辦事員今天心情不好，回去再去辦。就是情緒化的。或者哪個地方出現了一個什麼個案，一個老人冒領了養老金，然后我們有關部門，首先就不是想我們的既有規定是不是有漏洞，我們既有規定是不是沒有監管好，他不是反思這個，他反思的是，是不是缺個証明，多加一道章，多加一個証明，他就不管下面這種証明有沒有效果，不管下面能不能這樣証明，反正麻煩是別人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很多時候就是我們的決策，他是上面決策的時候不問下面，不去問下面有沒有可行性，你們有沒有能力去証明，他完全是拍腦袋決策。不考慮可行性，不考慮可操作性。上面決策了，把矛盾都推給下面了。推到最后，全部推到老百姓那裡去了，最終就是辦一件小事得蓋大大小小的那麼多的章。

    對於百姓和社區都不能承受之重的“萬能章”，全國人大代表高阿莉建議為社區公章“減負”，讓它回歸到服務的本位上。事實上，一些地方已經開始了給社區減負的工作，比如：丹東市近日出台了《關於落實權隨責走 費隨事轉 實行社區准入制度工作的實施意見》，進一步理順了黨政機關與社區的關系，明確了社區的工作職責和協管工作內容。杭州出台規定為社區減負 每個社區隻許挂五塊牌子。社區“減負”的決心很大，但是，在銀行、保險等機構面前，想說“不”，卻並不容易。

    曹林：我們最難打交道的就是壟斷部門，很多的作風就是壟斷慣出來的毛病。我平常跟他打交道，我說這個有什麼規定，你讓我開這個証明有什麼規定呢？有什麼法律依據呢？他從來不跟我講法律，他從來就是說我們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內部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上級就是這麼要求的，你問他哪個上級，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企業就是這麼規定的，你沒法跟他打交道，但是你還得在他裡面辦事。其實我們很多水電、銀行，最不應該讓我們去到其他地方開証明了。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掌握我們信息最多的一些部門。尤其是銀行，銀行是掌握著我們每個人最多隱私，最多信息的部門。他比你愛人知道的還多，關於你的隱私情況更多。花多少錢，存多少錢，他掌握你的信息最多，所以我們的信用，我們各方面的信息隱私都在那裡。應該是其他部門讓我們到銀行那裡開証明，証明我們的信用，而不是說銀行什麼事都得讓我們到社區，到其他部門開証明，你掌握的信息最多，怎麼能讓我們到其他地方開証明呢？就是壟斷企業啊。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光靠一個區做這麼一個規定是不行的，他不聽話。必須要提高它的層次，必須要頂層設計，必須要從上到下，中國很多事情就是得從上面立法，從上面規定，起碼國務院立法，起碼國務院有相關的規定，說你要立什麼証明，你要蓋什麼章，必須要許可，必須要看這種証明是不是已經足夠能証明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 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區的基本職能包括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因此，很多被推給社區蓋章的奇葩証明並沒有法律依據。

    曹林：本來他沒有這個要求，就不應該讓他去蓋，而不是說，沒有規定他不能蓋，他就得蓋。我們的審批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本來沒要求人家蓋就不應該要求他去蓋，本來不要求這個証明，憑什麼創設一種証明呢，憑什麼給公民增加一種負擔呢？每增加一種負擔要拿出法律依據的，但是沒有依據，不能說沒有依據就成為他可以讓他去開証明的理由，不是這樣的。

    有專家認為，奇葩証明屢屢出現的原因，是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遲遲不能打破導致的。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信息無法共享，就隻能靠著各種“証明”解決問題。而這些証明的背后，其實是利益的博弈。所以，打破信息壁壘，難點不在技術，而在利益。

    曹林：多開這個章，對你來說是一種負擔，但是對他來說是一種利益，對他來說是一種權力。克強總理說過，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麻煩。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說不能技術化，不能信息化，我們的技術發展到這種程度了，很簡單的，像我一開始說的，抓逃犯，這個信息那麼好容易就聯網了，為什麼我們生活中那麼多的需要我們跨區蓋那麼多章呢？關鍵還是利益。比如很多信息，就在部門之間可以傳送的，可以直接發過去就行了，他在那邊可以查送，但是他就沒有利益了，他就非得讓你打印出來，而且得蓋個章，這就有了利益了。第二個蓋個章，蓋個章就得交錢，讓我蓋章就得交錢，而且你讓我蓋章我對你就有了一種權力，你不把我伺候好了，你不去給我尋租，給我租金，我就不會給你蓋這個章。但是假如信息化了，不需要打印出來了，不需要蓋章了，就少了一個很大的權力。很多時候最關鍵的不是技術，很多時候利益會成為技術的一種障礙。關鍵是我們的改革還是要向自己開刀，清除了部門之間利益的障礙，可能他就不是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