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⑤：死亡证书发现地——莲花岩崖居（冯 粒摄）。
图②：抗战英烈宋喜成的死亡证书（冯 粒摄）。
图③：抗战英烈王金华的死亡证书（人民日报记者 倪光辉摄）。
图④：采访分队到宋喜成亲人家中采访（段晓梦摄 张芳曼制图）。
一沓沉甸甸的影印件——83张抗日英烈死亡证书，不久前寄到本报编辑部的案头。死亡证书是在山西省左权县莲花岩的崖壁上发现的，影印件尽管模糊不清，但能辨认出，开具这批死亡证书的，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
83个生命全部定格在1939年，那正是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日寇铁蹄蹂躏我四万万同胞的血雨腥风的日子。
时光荏苒，倏忽76年。83张抗日英烈死亡证书是怎么被发现的？英烈的亲人找到了吗？死亡证书的背后，是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抗战故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采访小分队踏上追寻之路。
（一）
人间四月天，这83张死亡证书把我们带到那浴血奋战的抗日岁月。采访小分队带着对83位英烈的缅怀之情，在当地宣传部门的帮助下，进入左权县。
左权县原名辽县，地处太行山主脉西侧，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1942年5月在这里壮烈牺牲，辽县因此更名为左权。当地人告诉我们，抗战时期全县7万多人有3万多人参战，1万多人牺牲。可以想象，巍巍太行山下，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何其壮烈！
4月25日，在左权县企业家高乃文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83张抗日英烈死亡证书的原件。
那是一沓泛黄的纸张，上边缘处有清晰的圆孔，当时应是用线缝在一起。经过76年的岁月侵蚀，线已无踪影，纸张已残缺，但上面蓝黑色的字迹清晰可辨。
死亡证书记录了83位抗日英烈的姓名、职别、年龄、籍贯，以及诊断、治疗经过和死亡原因、主治医师等基本信息。83人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仅15岁。如果他们健在，最小的今年也91岁了。
翻看一张张死亡证书，仿佛看到抗日烽火在太行山上燃烧的场景。
高起考，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二营九连战士，28岁，死因是双腿炸伤、败血症。
崔利霞，总修械二所修械组组长，36岁，死因是右下腿炸伤、左手炸伤。
还有徐金荣，特务营探查连战士，17岁；杨上有，一营二连班长，23岁；崔珠朝，三营九连战士，23岁……
能证明这些鲜活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只剩下这一张张发黄的“死亡证书”。
记者发现，这83份死亡证书，死因除了枪炮伤，大多是急性肠炎、痢疾、伤寒、感冒等疾病。
张德朝的死亡证书上这样记载：“诊断：流行性感冒。1939年8月15日于南郊村入院，8月16日早三点钟牺牲。此人来时就不会说话，来的时间不够二十四小时就牺牲了，所以连队职别都不知，也未经治疗。”
那是个严重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时期。八路军战士大多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加上超负荷的行军打仗，得个感冒、肠炎，就可能被夺去生命。
当翻到宋喜成的死亡证书时，大家眼前一亮，因为这是在左权县境内唯一找到了亲人的英烈。
“职别：卫生部青年队学员；姓名：宋喜成；年龄：16岁；籍贯：（晋）辽县东乡上庄村人；何时何地入院：1939.8.3在武乡南郊村入院……死亡日期：1939.8.12下午二点钟牺牲。”这份死亡证书，是由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第五所开具的。
听说宋喜成的亲人就在几十里以外的上庄村，我们驱车赶往那里。
74岁的宋丙辰老人是宋喜成的侄子，宋喜成是他的三叔。他向记者讲述，“奶奶活着时，常跟我念叨，你三叔要是在就好了，他的力气大，不像你，一次只能挑半桶水。” 宋家祖籍河北邢台，宋喜成的父亲逃荒至左权县，以行医为生。1939年，八路军在左权县得到发展，3个儿子宋玉翠、宋玉川、宋喜成都参了军。玉翠、玉川后来均有下落，唯独小儿子喜成生死不明。
当志愿者在两年前拿着宋喜成的死亡证书找到宋丙辰时，他老泪纵横地说，爷爷奶奶如地下有知，也该放心啦。
上庄村的李主任告诉记者，这份“死亡证明”虽然来得迟了，但宋家总还算幸运的。在这个村里，至少还有5户人家，前辈当了八路军后至今都没有下落。
（二）
左权县小荫沟峡谷，山岩层层叠叠，典型的太行山红砂岩层地貌。沿沟内石径而入，约1公里，就是莲花岩了。岩壁上排列古石屋三处，上顶十丈崖，下临百米坡。沿着陡峭的石阶，我们攀援而上，终于来到了发现死亡证书的那间崖居。
桃花开了，杏花落了，满山遍野点点红霞。站在上崖居俯瞰峡谷，莲花岩景区游人往来穿梭，一派安乐祥和，更让人感受到和平的珍贵。
左权县小荫沟村原村党支部书记秦莲昌向我们介绍说，2009年，左权县桐峪镇莲花岩准备开发旅游，在打扫山上多年无人居住的崖居时，清洁工王福勤和李玉生发现了这沓发黄的死亡证书。后经辗转，交到莲花岩景区老板高乃文手上。
“5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那沓证书。”年近70岁的王福勤大娘站在炕上，手指着屋顶上一道漆黑的岩缝对记者说。如今，崖居已收拾齐整，看守崖居成为她的专门工作。
68岁的秦莲昌，是在莲花岩边长大的。村里人口本来就不多，当年和秦莲昌一家住过崖居的老人也都相继离世。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八路军打仗的故事。
1939年7月，日军第三次侵占左权县城，从此开始对县城及公路沿线村庄数年的盘踞，直至1945年。1939年7月，一二九师司令部等移驻左权县东南的桐峪镇。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死亡证书显示，83位英烈的入院和死亡时间大多在1939年7月到12月。从时间和地点来看，他们很可能就是在这些战役中受伤并牺牲的。
1939年前后，那是怎样的抗战岁月呢？1938年，中共中央北方局进入太行山，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司令部等在左权县驻扎。1940年，八路军在这里领导了抗日反攻的“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在左权麻田镇总共驻扎1457天，连同在邻近的武军寺驻扎236天，共计1693天。抗战8年，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驻扎5年之久。
而这期间，一二九师卫生部及其医院就设在附近的桐峪镇一带。由于日军扫荡频繁，又地处太行山区，卫生部各医院多依靠民居作医院。为了防止日军突袭，各医院都分散成几个医疗所。遇到敌人扫荡，各所驻地便不时转移。可以推测，有些医疗所就建在只通羊肠小道的崖居上。
（三）
从北京出发前，本报编辑记者亲手折叠了83只千纸鹤，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在发现死亡证书的崖居缝隙处，我们献上用83只千纸鹤串成的花环，深深一鞠，告慰83位英烈，寄托我们的哀思……
究竟是谁将83张死亡证书放置在崖居石缝中？也许是医院转移时情况紧急没来得及带走，也许是保管这沓死亡证书的人遇难前转交给老乡的，也许……历史没有也许，死亡证书为什么被放置在崖居石缝中，也许将成为永久之谜。
迟来了76年，83位英烈的亲人还能一一找到吗？“这些英烈虽然有名字，却是‘无名’英雄，因为年代太久了，很难找到他们的后人。”志愿者告诉记者。况且，许多英烈牺牲时才十几岁，还没有娶妻生子，哪有后人。
从83张死亡证书看，他们来自晋、冀、鲁、豫、川、陕、甘等7个省份，其中山西籍29人。由于行政区划数次变更，死亡证书上的许多村子如今也很难寻找。目前，29名山西籍英烈，找到亲属的仅宋喜成、王金华两位。
能找到王金华的亲属，也颇为偶然。太原双合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光晋，得知发现了抗日英烈死亡证书，立即组织“寻找山西籍英雄家人”志愿者小分队。死亡证书上记载，王金华是山西昔阳县上郭庄人。小分队便来到昔阳县，几经周折，在县民政局的几百份革命烈士档案中，发现了上郭庄村王金华的名字，终于找到了王金华侄女的儿子张海英。
宋丙辰、张海英是幸运的，毕竟他们在多年后知道了亲人的下落。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还有很多抗日英烈的后人们，仍不知失去多年的亲人魂归何处。
采访中，不断有消息传来：北京的王炳尧等书法家，为83位英雄书写了碑文；山西清徐县农民孙铁丑，将在自己开发的生态林中为英雄修建墓园……
我们切盼，76年云外漂泊的英魂，早日入土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