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访谈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开放30年第六期

袁鹰:小平同志的报告引来“科学的春天”

2008年12月03日14:34  来源:人民网-人民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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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8年经历了30个年头,这30年是中国崛起、剧变的时代。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系列访谈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开放30年,我们邀请到了当年参与事件报道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请他们为我们讲述刚刚过去的风云激荡30年中人民日报许多重大的事件台前幕后。

袁鹰简介:

  袁鹰,原名田复春、田钟洛,江苏淮安人。1943年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即参加《莘莘》、《新生代》、《联声》报刊的编辑,1947年毕业,先后任教于上海集英中学、华模中学。1946年任《世界晨报》记者、编辑,1947年任《联合晚报》副刊编辑,1948年编辑《新文丛》杂志,同时任《新民报》记者、编辑,1952年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

袁鹰:小平同志的报告引来“科学的春天”


  主持人:1978年1月份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报告文学叫做“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时轰动全国,人民日报社在1978年2月份的时候,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也转载刊登了这一篇报道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社怎么会转载那么长的一篇报告文学,好象在人民日报社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吧?
    袁鹰:30年前的事情,好象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一样。当时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过了30年再回头看,确实越来越感觉到它的影响、意义不一般。这篇“哥德巴赫猜想”一两万字,当时是在《人民文学》全国性的文学杂志1978年第一期发表的。发表以前,因为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和《人民文学》关系比较密切,知道他们在组织这么一篇文章,写一个青年科学家陈景润先生的事迹。当时,我自己觉得这个题目很新鲜,因为过去很少让科学家(或者再扩大一点)文化人、知识分子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特别是报告文学的主人公。这种情况是不多的。当时只是觉得题目比较新鲜,因为,文章反映了一个青年人怎样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在数学事业上攀登高峰,觉得很好,题材很新鲜。一个是我们自己思想当时还是比较保守,还被老的条条框框所约束。所谓条条框框就是从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主要的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要写工农兵,要写先进的共产党员、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写基层的干部、县委书记像焦裕禄、雷锋或者劳动模范。而拿科学家、知识分子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很少。当时感觉到比较新鲜,挺好。“四人帮”粉碎以后应该扩大一点题材,应该让大家看到各方面的先进人物,这个刊物发表以后,一下子轰动。本来文学刊物也并不是拥有那么大的读者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少,但是这篇文章发了以后,杂志一下子销了很多,影响很大。大家都在讲。尽管“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比较专门的数学文体,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就算是科学界人士,搞自然科学的、搞数理化的、理工科的,也不见得都熟悉。像我们这种,更加一窃不通了。看也看不懂。
    虽然文字写得很美,尽量用一种比较形象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本身这个命题,人家还是不懂的,我到现在还不懂。但是为什么影响那么大?我们当时就想,怎么回事?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来,多少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年,几乎把科学、知识,不光是自然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都被打在地下,再不提起,而且已经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诬蔑,以至于毁灭。一般人不敢提到科学,不敢提到知识。比如知识分子统统被打翻在地。《人民文学》发了这么一篇报告文学,尽管它是写比较专门一点的数学家,但是,它有一种预告的作用,预示着应该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分子,是我们党、是我们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新的考虑、新的决策。被后来形容为“科学的春天”的科学大会到3月才开,虽然当时科学大会还没开,但是那时候大家已经感觉到气氛不一样了。就是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以至于重视一切知识分子,慢慢成为我们国家新的决策、新的气象。
    它的意义、影响、作用在人民群众间,特别是在思想界、文化界当中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远远超过作品本身。这样的话,我们当时报社的领导让我们文艺部考虑转载。我们也向他们建议。当时也感觉到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内容比较专业,不懂;当时领导说这个不要管,虽然写一个科学家,当然有很多他这一门以外的人不懂。我们这些干报纸的不懂,就是中央领导也不见得懂。秦川同志说,你现在把这个拿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看,他们看了也未必懂。这是对的。他说这个不需要考虑。而是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我们应该作为报纸的主人公。可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事先没有组织,而人家当时组织了。第二,篇幅长,也没关系,只要重大的东西,报纸可以拿出篇幅。党代会、人代会的报告200字、300字就算很长了,但我们不要考虑篇幅问题,当然尽可能请作者稍稍压缩一下,太专门的,人家看了怎么也不懂的,那不是白登吗?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内容不要删。这样就压缩到两个版,而且放在二三版,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文学作品放在第一版、第二版,大概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的诗词。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把我们这个放在前面,没有把我们这个放在后面,第一是因为篇幅不够,当时文艺版在第五、第六版,第二,表示特别重视。当时文学作品版在第七版,把它放在前面,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它是处在那么一个时机。以后文学作品也有好的也没有放在前面的。
    
    主持人:当时报告文学发表之后,我们称它为“科学春天来临前的第一阵东风”。这个说法是源自什么呢?
    袁鹰:这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科学春天”是指1978年3月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报告,请各个自然科学的方面来参加,那个当然使得整个科学界很振奋。郭沫若同志当时是科学院院长,开会中他提出来“科学的春天”。
    现在我想想他这个话也挺有诗意的,不是一般的的形容词,而是真正有一定的含义。我们为什么到1978年才提出来是科学的春天?1949年建国以后,难道没有科学的春天吗?文革以前没有科学的春天吗?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没有。因为从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那十多年,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科学规划,也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在各个领域确实也发展了我们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包括过去没有过的研究成果。地质、气象、考古等等。但是真正还没有形成一个春天的感觉,科学家都很爱国,很正直,特别是对他的事业勤勤恳恳。但是,那十几年,经常有运动,政治运动,一会儿批这个,一会儿批那个等等,科学家们的头上似乎老是悬着一把剑,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当时有一个通用的模式,后来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科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没有呢?当然也有,有很多共产党员谈不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小人物够不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够不上这个工作吧,但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是不牢的,稍微有一个运动,就给你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些科学家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但是心里不是很舒畅。当时的环境、那种政治气氛,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授和科学家。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走所谓“走白砖道路的典型”,学校里、单位里都进行批判。没有一个真正大家心情舒畅的,我想干什么事业做什么事业的氛围。
    “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电影、戏剧也好,都变成反面人物,好象这些东西根本不通,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是没有知识等等各种各样的丑话都出现了。开科学大会,尊重科学。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大家真正才有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
    
  主持人:“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还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比如穆青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袁鹰:“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不仅仅是表扬一个年轻科学家的事迹、成就、精神,而且预示着科学作为我们国家整个生产力重要的部分,科学家成为重要的一支力量,也能够成为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所以后来,出现了一批表扬各种人物的文学作品,包括农村科学家、考古学家、教师,以至于普通的基层干部等等。
    报告文学在我们报纸的历史新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也成为报纸一个重要的亮点。因为报纸上不可能登很多东西,不可能登很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等等。刊登的文学作品,顶多就是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个人抒情的成份比较多,起的作用就远不如报告文学,它是一个真人真事,真正时代的领军人物,能够推动时代前进的人物。
    袁鹰:从我们报纸来讲,当时的科教版、教育、文化那几个版面上,这方面报道的份量加重,活动也比较多。我们文艺部作为发表文学作品来讲,多数都是报告文学。我现在记得的还有一些,比如“扬眉剑出鞘”是写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这次奥运会,栾菊杰作为加拿大的运动员回到中国,好象还写了一篇,登在了海外版,当时是他写的是栾菊杰的事迹,这种把运动员作为文学作品主要人物,在我印象当中,“文革”前郭小川同志写过一篇“小将们在挑战”,我们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自从26届乒乓球比赛拿到冠军以后,一下子引起大家的注意,当时有一篇报道,乒乓球运动当中,有一个材料,就是当时他们的教练有一次讲话,后来变成文件,经过上面中央领导同志批准,觉得很好。有这么一个中央批的尚方宝剑,郭小川同志写了一个“小将们在挑战”。这是我印象当中唯一的。其他没有以运动员作为主人公的。
  后来有一些作品,像“离不开你”、“冰上的梦”等等,类似像这样的比较多。打破了我们过去那种框框,不一定写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或者共产党员。
    袁鹰:对于百姓来讲,懂“哥德巴赫猜想”的不多,数学家或者是对数理化有兴趣的人,或者中学、小学的数学老师也不一定全懂。但是一般读者会感觉到我们现在应该重视科学,应该重视各种各样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他们作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重视,我们中国的读者应该引以为骄傲,因为他们在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这种影响很多,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时《人民文学》印数比较多,二、三十万册,马上再印,它的读者都变成爱好数学了吗?不会的,不见得。但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气氛,时代的气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包括我们报社也一样。我们报社每天登那么多东西,到现在也是这样,不见得哪个读者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何况现在已经16版了,都有兴趣,不见得,他是在慢慢感觉时代的气息,就好象改革开放30年一步一步走过来,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步一步走过来,他能感觉到这个,哪怕他不一定很懂、很了解,但是他能够看到、感受到这样一种前进的步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您也说到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您作为人民日报社资深的前辈,今天网友也非常期待,能不能用您的经历来讲一讲人民日报社或者人民文学在这30年当中走过的路程?
    袁鹰:我只能说一下作为一个老编辑的感受。我1978年初开始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管整个文艺部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回想这30年,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感觉,我不讲具体的30年一步一步怎么过来的,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变化等等。
    首先,思想的解放。从我作为一个具体编辑人员来讲。这个思想的解放,就是说,报纸在文艺方面的宣传报道,第一位考虑是什么?我觉得经过30年回头再看,它最鲜明的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整个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考虑到党中央或者党中央某个部门制定的宣传方针。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文艺宣传的生命就在这里,离开这个了,老百姓就不看了,读者不喜欢了。你自以为我在那宣传也很辛苦,想尽办法写稿子,组织稿子,这不是按照老百姓的需要,人家不愿意看,你白忙活。你自己觉得挺有成绩,实际上和群众的需要没关系。我们对于刊登这篇文章后的反思,也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受群众那么大的欢迎。他们也不是数学家,如果是在科学院数学所引起热烈反映,那完全可以理解,或者在科学院引起强烈反响,那没关系。老百姓看不懂,为什么也欢迎?他就是感觉到变了,整个时代变了。这就是老百姓的需要,他的心声。如果我们作为编辑不考虑到这个东西,不去感受、不去接触、不去理解,你自己在那忙了半天,早上8点来,下午5、6点走,整个忙活着,结果实际上很可能是白忙。
    “文革”以前那十年也很忙,我也在文艺部工作,根据党政方针,结果你干的事情,实际上是老百姓不需要的。讲一些大话、套话、空话,读者不欢迎,不需要。我们自以为在那干的很带劲,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回顾30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后来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报纸在那么大的风浪当中坚持走正确路线就这么过来了,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我们丢掉过去的条条框框,开始真正根据什么制定我们宣传、发表作品,并且对记者采访的路线的制定,这个影响很大。关于发表作品,当然有的作品成绩大一点、影响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个都有的,到现在为止也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摆正自己的思想、路子。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思想解放应该放在我们整个编辑的首位。其次还有什么需要的呢?
    袁鹰:今后还要这样。我们提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一条也是继续解放思想。做报纸久了,经常无形当中或者有意无意地受到很多条条框框的影响。我这个条条框框不是指我们一些该遵守的规则、规定、制度,这个条条框框是无形的,哪些东西能讲,哪些不能讲,包括你们网上,我觉得也不见得不受这样的一种影响。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不要去接触,报纸上更加这样了。这种实际上也是条条框框,也是应该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把它不断地加以改正,甚至要把它排除。
    回过头看,当然很好,好极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光我们报,现在很多报纸都在报,报道老百姓原来家里的生活有一个手表,有一个收音机,有一个自行车,就很不错了,然后慢慢的由旧的三大件变成新的三大件,比如冰箱、电视机、电话,现在是车子、房子。回顾过去,多的不得了。每个人都能讲,那也都是事实,不是瞎吹,但是不能光看这个。30年前有这么多的贪污腐化,有这么多的矿难吗?有这么多的假药吗?有各种各样投机倒把的吗?没有吧。为什么会这样?它是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起出来的。这就说明我们有很辉煌成就的同时,有一些很令人痛心的失误,体制上的欠缺,以及教育、品德宣传上面的欠缺。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东西。
    
  谢谢袁老今天做客演播室和网友共同分享当年在科学之风刮起的时候,“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的一些始末经过,同时给我们讲述了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和思考。


(责任编辑:黄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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