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下沉 末梢激活

　　尽管谁都明白承包地分散细碎的弊端，呼吁“互换并地”实现连片规模经营，但提起土地整合，很多人还是直摇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动一分一厘，都可能引发大纠纷，谁敢贸然打破延续几十年的既定利益格局，去捅这个‘马蜂窝’？” 　　
　　但在广东省清远市，短短两年，全市一半耕地完成置换整合，重新按户连片发包。全市涉农矛盾纠纷不升反降。　　
　　同样，谁都明白村庄内部公益事业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都疾呼“没有农村内部主体性力量的激发，农村改造和改变难以持久”，但提起税费改革后农村公益事业兴办的难题，很多人还是直说头疼—— 　　
　　“沟不挖到自家地头，路不修到自家门口，就不参加筹资筹劳。只要有一两户想搭便车，别的农户肯定又把钱揣回兜里。” 　　
　　但在湖北省秭归县，村级公益事业却已经风生水起：3年全县农民自筹资金6200多万元，新修公路1115条3688公里。过去很多“一议就黄”的流产项目，如今村民“聚到一起一叨叨”，群策群力中便呱呱坠地。 >>>更多

大村庄的弱自治

　　九曲十八弯，山路盘旋，满眼柑橘树。地处三峡工程坝上库首的秭归县是脐橙之乡，王家桥村在当地名气不小，是水田坝乡数一数二的红旗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向富柱当了三十来年村干部，治村有“几把刷子”，但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
　　这回让他心力交瘁的，是一条小村道，从村南头往北接通村部，区区2.4公里。但它来头不小。2012年，秭归县精品果园核心试验示范区建设项目落户王家桥，项目投资上千万元，配套建设的这条路，由村委会牵头实施，涉及几个村民小组的78户人。
　　“认了三个干妈，讲了无数好话，3年磕磕绊绊修通1.7公里，到现在还是条断头路！”向富柱脱口而出一首自创的顺口溜：“过去修路要征地，每亩投资两万一，给了补偿还扯皮，搞得不好堵挖机，抽调一个副书记，受了不少窝囊气，至今问题没理清。”
 　　村民心里都清楚，要脱贫，先修路。路是共同的利益诉求。山高坡陡，田间地头不通路，采摘橙子就得一篓一篓地背回来，效率低、成本高，“人老体弱奈不何，请工一天一百多，卖斤橙子少一角”。
　　然而，面对政府项目“下村”，不少村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参与，让好事落地，而是“项目来了，就等政府发钱补偿”。村民向昌凤的话，道出一种普遍心态：“占了我家地，砍了我家苗，能补4万要8万。你来做工作，让我带头让一让，凭啥子？”
 　　村委会专门雇了3位村民协助化解施工阻扰矛盾，并召集村民开过4次会，结果都是各说各话、吵吵闹闹，计划中的最后几百米不了了之。　　为什么群众参与难组织、公益事业难办成、社会服务难到位？王家桥村的断头路，引起前来调研的宜昌市、秭归县领导的深思。
　　“建制村治理单元偏大，随着村民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秭归县民政局局长宋正荣分析说。2000年秭归“合村并组”后，建制村地域范围平均达到13平方公里。同一个建制村里，村落分布下起江边、上至山顶，海拔落差1500米以上。山下种了柑橘的农户想修路，山上普通的农户则需要起码的产业，“都是眼皮底下的事情最重要，对建制村范围内的其他公共事务，村民关注度、共识度低。”
 　　秭归农村面临的问题，广东清远干部感同身受。  >>>更多

王家桥村：位于湖北宜昌市秭归县郭佳坝镇

小村落的新变局

　　清远的“线头”，是从叶屋村牵出来的。
　　叶屋是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一个偏远自然村，35户人家，同宗同源都姓叶。
　　这里曾几近凋敝，村民大半外出务工，撂荒耕地50多亩；如今，机耕路四通八达，耕地、鱼塘连片，外出打工的村民基本回来了，连“瘦田”都争着要。人均年收入从2009年的3000余元，跨越到2015年的3万多元。
　　叶屋蝶变，关键是村中“传奇人物”叶时通和以他为首的村民理事会。
　　叶时通50多岁，虽只有初中学历，但脑子活。1998年，他拿自家的4亩良田跟别人换了7亩地下渗水的差地。笑话他“傻”的村民，很快瞠目结舌——原本分成12块的碎地连成一整片，叶时通挖了两口大鱼塘，周边养上猪，头一年就净挣4万元。
　　爱折腾的叶时通又“异想天开”，打起全村土地的主意：“把分散经营的土地整合后统一丈量，再重新调整分配给村民。”
　　这主意并非不接地气。1981年叶屋将集体土地按照质量平均分给农户，户均10.6亩，有11处地块。当时村内最大的一块连片耕地也不过5亩。地块小，这家种菜一打药，旁边种桑养蚕的就深受影响。
　　这主意却又真不接地气。尽管当了多年村民小组长，口碑好、威信高，可好几年的村民大会上，无论他如何“舌灿莲花”，终是应者寥寥。一涉及切身利益，谁都怕自己吃亏。
　　“撞了南墙”，叶时通也不回头。他想过找村干部出面做工作。但萤火村一共有22个村民小组，5名村干部忙得无暇顾及，更有顾虑：“村干部分属不同村民小组，不同姓，叶屋村民对同姓的叶时通都不完全信任，外姓村干部就更没办法插手了。”
 　　萤火村党总支书记李锦都记得，之前村“两委”曾想在叶屋修条路，劝村民让一些地，被一口拒绝：“你们村干部是不是‘进水’（贪污）。现在搞建设，你们又有‘水’进了。”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叶时通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村内同族各房、有影响的5名代表，成立叶屋村民理事会，推行土地整合。叶时通被推选为理事长。
　　打亲情牌，各个击破，“理事”话事，就是不一样。2009年开春，一场全村总动员的土地互换调整在叶屋推开。 >>>更多

微改革的大效应

　　同样是王家桥村，同样是修路，境遇迥异。
　　过去，国家投资，工程没动，征地先补偿村民50多万元，最终3年修了条1.7公里的断头路。如今，不向政府要一分钱补偿，村民占地互调、砍树互补、资金自筹，3年修了7条、12公里果园路。
　　建制村失灵的地方，在自然村咋就灵了？面对我们的困惑，向富柱与王功勋相视一笑。王功勋是王家桥村第七村落理事会的帮扶员兼宣传员。
　　“向书记他们乡村干部能做的，我们群众代表做不了；但有时我们群众代表能做的，向书记他们水平再高也未必做得了。”王功勋哈哈一笑，讲起了故事。
　　商量自筹资金修柑橘果园路之初，王功勋组织26户村民开了七八次会，最后一个“钉子户”终于签字同意。 >>>更多

王功勋组织26户村民开了七八次会，最后一个“钉子户”终于签字同意。

小单元的大课题

　　“办成一桩事，不知要吵多少架！”王廷翠的大白话里，透着自治落地的酸甜苦辣。
　　王廷翠是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的老党员，也是第七村落理事会的帮扶员兼监督员。
　　“修路砍的柑橘树是大树，要给我换一样大的！”王廷翠记得3年前谋划修建果园路第一次开会时的情景，村落21户村民，来了16户，火药味十足。
　　“后来发展到连开会选个地点都要吵，因为见面就嚷嚷，谁也不愿意20多号人在自己家里吵得脸红脖子粗，生一肚子气。”无奈之下，王廷翠组织大家到村头的小树林里吵。“有次早晨7点开会，吵到11点散了；午饭之后，接着开，接着吵。”王廷翠说，这样吵了十几次，利益诉求充分表达、互有妥协，土地调整、柑橘补偿、筹资筹劳等问题终于达成一致。
　　修路对各家果树的影响有多有少，需要互相找补。王廷翠就带着一个人一棵棵数，数一棵绑一根绳，另一个人数一棵解一根绳，直到两人的数对得上才作罢。1.2万棵果树，足足数了一个星期。
　　王廷翠家里有几大本手写的修路流水账，每家应出工多少、实出工多少，村民集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每家损失了几棵树、谁补谁几棵树等，事无巨细，全都公布给村民看，经大家签字同意。“群众的事情，每个细节都要细致到位，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
 　　“村落自治与农业生产发展相结合，让民主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专家学者指出，秭归也好，清远也好，划小村民自治单元的改革探索，适应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有效化解了农村社会“神经末梢”管理缺位和失灵问题，为完善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和法律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更多